Dougald Hine是一位英国作家。他创立了万物学院（School of Everything）、Spacemakers和崩溃学学会（Institute for Collapsonomics）。他还和保罗·金斯诺斯（Paul Kingsnorth）合著有《远离文明：黑暗之山的宣言》（Uncivilisation: The Dark Mountain Manifesto）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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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坐着进城的那辆大巴上，每一位青少年和每一位成年人都坐在座位上，眼睛盯着他们那个小巧的、无所不能的机器：在这个口袋大小的窗口里，有我们永远也读不完的文章、永远也听不完的音乐、永远也看不够的裸照。可就在几年前，这种信息宝库还是不可想象的事情。当面对它们的时候，像我们这些现在已经多多少少成年了的人都会想：要是现在再变年轻，那该得有多不一样啊。我记得听一个人说过这么一句话：“有了Google，哪个小孩会觉得无聊啊？”

最近我又想起了这个问题，当时我读到一篇文章，说一位23岁的英国女士坐了牢，因为她在Twitter上向一位女权主义者发出了强奸威胁。她对自己行为的解释是，她当时“醉得不醒人事”而且“觉得没意思”。这是一个很糟糕的事例，但却不是孤例。互联网暴民已经开始得到了学界——比如《礼貌研究学刊》（Journal of Politeness Research）和它的姊妹刊物《语言攻击与冲突学刊》（Journal of Language Aggression and Conflict）——的注意，而且人们经常把这种行为的动机解释为“无聊”。

但躲在互联网上、觉得很无聊的也不是只有这些反社会的人们。我们可能不能再拿缺少刺激作为借口了，但乏味的说辞并没有成为历史：我们中的大部分人还是会经常说一些乏味的话。这就导致了一个深入到互联网文化内部的问题、一个由我们手中无所不能的机器所引发出来的假设：我们在寻找的究竟是什么？

30年前，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宣称“信息想要自由”（Information wants to be free）。离开它当时的背景之后，这句话成为了用来阐明互联网政治的一句口号。带着理想主义和奉献精神，网络派在努力从政府和企业手里争取信息的解放——当然了，政府和企业对于信息收集和控制的机会可能提供什么有自己的想法。然而，对布兰德争取人们支持的呼吁的拟人化指向了一个更为坚定的信仰，而它的基本观点是：信息本身就是一股解放的力量。

根据我的猜测，这种信仰是有其目的的，而这种目的的来源，则是这些技术在1960年代加州反主流文化的潮流中所扮演的庇护所角色。布兰德本人则用这句话连接起了信息和自由这两样东西：在记者汤姆·沃尔夫（Tom Wolfe）1968年所著的《插电酷甜迷幻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一书的开头，就写到他去见了出狱之后的肯·凯西（Ken Kesey，插电酷甜迷幻实验的主导者，译注）——“一个瘦瘦的金发男人前额上有一个鲜艳的圆盘……光着膀子戴着印度佛珠做的领带，穿着上面佩有瑞典国王颁发的勋章的白色屠夫衫”——后来他又创办了被誉为返土归田运动（back-to-the-land movement）圣经的《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史蒂夫·乔布斯后来则把这本书称为“纸质版Google”。

在可以被搜索引擎索引的网络出现之前，布兰德就和别人一起创建了WELL（the ‘Whole Earth ’Lectronic Link’，全球电子讨论链）——它是1985年从《全球概览》的办公室里创办的一个电子布告牌。它的成员推动了当时可用的技术的发展，发现了一个很像虚拟社区的东西。这群人的核心是一批来自“农场”（the Farm）的老兵——“农场”是延续时间比理想主义和混乱时期还要长的少数几个嬉皮士团体之一。在WELL上，这些人和其他穿佩斯利花纹衬衫的先锋人物和一些人分享了他们的经历，而这些人后来在1990年进一步创立了电子前线基金会，并在1993年创办了《连线》（Wired）杂志。

这句从反主流文化时期用到网络文化时期的话，既不是唯一一句我们用来总结网络时代初期的话，也不一定是最重要的那句话。但在网络文化和网络上的勾心斗角形成的过程中，它扮演了十分不成比例的重要角色。1990年代，当互联网走出大学的地下室、进入公众意识中的时候，正是像布兰德、凯文·凯利（Kevin Kelly，《连线》杂志的创始编辑）和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电子前线基金会创始成员）这样的人，把他们过去多年来在像WELL这样的空间里的经历转化成了强有力而简单的故事，告诉了人们互联网是什么、为什么它会如此重要。

信息取代了LSD（致幻药）——这种神奇物质的消费可能改变世界

记者约翰·马科夫（John Markoff）本人是WELL的早期贡献者之一，在他2005年出版的《榛睡鼠说》（Dormouse Said）里，他概括了反主流文化是如何塑造个人使用计算机的历史。和任何一个迷幻摇滚乐队Jefferson Airplane的歌迷所说的一样，《榛睡鼠说》里说的是：“喂饱你的大脑！喂饱你的大脑！”互联网需要一个故事，好让那些从来不会对TCP/IP协议感兴趣的人觉得它有意义，而经历过反主流文化大潮的人正好有这么个故事——他们所处时代中逃避现实的神话：打开心扉、自问心源、脱离尘世（turn on, tune in, drop out）。在这个新版的寓言里，信息取代了LSD（致幻药）——这种神奇物质的消费可能改变世界。

问题在于，信息并不会滋养我们。更糟糕的是，到最后我们还觉得无聊了。

在自己住了半个多世纪的村子里，一位作家朋友被拉进了一个酒吧答题队伍里。拉他入队的邻居说：“你懂得可多了，艾伦。”这个邻居说得没错：艾伦惊人的学识是我认识的人里最深厚的。不过艾伦礼貌地拒绝了，而且好几天都为此困惑不已。展示一个人积累的知识无疑会有一种得分的喜悦，但从其他各个方面讲，在酒吧答题时用到的知识都是没什么意义的知识。

这可不仅仅是智力上的势利。在我们开始寻找和建立联系、开始用知识讲故事、开始用这些故事寻找世界的意义和自我在世界上的位置的时候，知识是有意义的。问题在于，记住一个你永远不会去的城市的公交时刻表，和使用时刻表去探索一个你刚刚抵达的城市，这两者之间是存在差别的。当我们追寻着这些联系，让探寻知识的经历把我们带向某处、同时接受这一路上我们可能会被改变的风险时，知识就会体现出它的意义。如果说乏味有解药的话，那也不是信息，而是意义。

如果说乏味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病，那是因为获取发现意义的技能变得更难了。

但在信息和意义之间也存在着某种联系。在我们寻找到意义的过程中，信息可能是最基本的原材料：正是在这些未经区分的感悟和荒唐念头中，我们才寻找到了事实。但从信息到意义的过程，可并不仅仅是从噪音中过滤信号这么简单——它是一个炼金一般的过程，总是充满了惊喜。它需要技巧、时间和努力，也需要练习和耐心。无论我们经验有多丰富，都无法确保成功。在大多数人类社会里都存在掌握了寻找意义技能的专家，但它却不会是由专家独有的技能，因为它也是一种非常基本的、具有人性的活动，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如果说乏味成为了现代社会的一种病，那是因为获取发现意义的技能变得更难了。

但平心而论，也不能把这种技能获取的困难都归咎于互联网，无聊本身其实源自早前的科技革命。这个词的发明和多轴纺织机的出现处于同一时期，哲学家芭芭拉·达勒·佩兹（Barbara Dalle Pezze）和卡洛·萨尔扎尼（Carlo Salzani）在他们发表于2009年的论文《娇气的怪物》（The Delicate Monster）中说：

乏味感并不是人类生而就有的特质，但它却有一段始于18世纪左右的历史，并充斥着整个西方世界。而这也代表了从18世纪向21世纪迈进的一段进化史。

撇开因工业时代而产生的各种好处，其本身所带来的是一种地域性的乏味感，在劳动者中、在生产无法满足消费需求的现状中、在把工作活动产生最大化产出合理化的过程中，这种地域性的乏味感体现得尤为明显。

我并不是说我们应该回到那种带有浪漫色彩的前工业时代：我只是想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依然在塑造着我们后工业化时代生活的这些矛盾上。19世纪工厂中出现的身体暴力可能不再会出现了（至少在工业化发端的那些国家不会），但这些工作组织方式中天然的疏远作用依然存在。

当互联网刚刚出现的时候，它似乎预示着将把人们从工业化社会的乏味感中解放出来，信息仿佛是一种充满迷幻色彩的强心针，被注射到了我们沉闷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实际上，信息最好的一点却是它的另一面：在找寻有意义的联系方面，它是个特别棒的帮手。但如果产生乏味感的深层次原因是意义的匮乏，而不是因为缺少刺激，如果信息要通过多层微妙的过程才能升华成意义，那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持续信息流也无法兑现这个承诺。在最乐观的情况下，它也不过是让我们从不停地从一个链接点向另一个链接，浪费了我们的时间，还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我们迟早会被冲刷到网络上某个遥远的角落，还在想我们的时间都去哪儿了。那种随波逐流的体验与那些通向意义所在的耐心、不可估量的过程实在是大相径庭。

此外，后者则要求我们有一些反思的空间——让我们已经吸收的信息沉淀下来，等着看能出现什么有意义的模式。要去寻找一下我们生活中可以不插电的角落、可以拒绝查看收件箱里紧急邮件的日子、可以不去匆忙赶场的可能。关掉那个无所不能的机器吧，倒不是说要永远关掉，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不好，只是我们意识到了自己是有限的：我们能承载的信息只有那么多，如果我们掉进了小溪里，就不能在溪里垂钓。正如任何一个经历过1960年代反主流文化大潮的人会告诉我们的：最好对那些神奇的玩意儿放尊重些，但也别忘了限度。

翻译：熊猫译社 葛仲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