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患者伤人的新闻不时见诸报端，让社会产生一些担忧。截至2014年底，全国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达430万人。该如何治疗、看管好这一群体？精神病医院的医护人员数量、诊疗服务能力、资金费用压力如何？国家治疗管理康复体系发展到何种程度？记者前往河北省邢台市进行了调查。

缺资金、缺医师

精神病医院病床摆成“大通铺”

在邢台，通过重性精神疾病四级防治管理网络监控，截至2015年12月，全市已从210个乡镇(街道办事处)中筛查确诊严重精神障碍患者2.7万余人，并将信息录入了“国家严重精神障碍信息系统”。但目前整个邢台市乡镇级以上的精神类专科医院共有8家，床位只有450张左右。

邢台市精神病医院是邢台唯一一家精神专科二级医院，有职工73人，住院患者110余人。走进病区男性患者的病房，两排病床之间的过道非常狭窄，每排之中六七张单人床摆成了“大通铺”。据病区主任介绍，由于床位紧张，有时两张床上需要同时睡三个病人。

院长刘玉宝告诉记者，医院目前是自负盈亏，尽管是市医保和新农合的指定机构，但仍不时遭遇病人无力或不愿支付医疗费用的情况。说是事业单位，但近30年来没有任何财政资金拨付，医院一直“在艰难中求生存”。

《中华人民共和国精神卫生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根据精神卫生工作需要，加大财政投入力度，保障精神卫生工作所需经费，将精神卫生工作经费列入本级财政预算。

在邢台市精神病医院出具的一份“事业单位法人证书”上，记者看到，该证书的有效期为2015年3月23日至2020年3月23日，“经费来源”为“差额补贴”，表明本级财政应该按比例向其划拨经费。邢台市精神病医院的前身为“邢台市桥东区精神病医院”，在更名之后目前仍归桥东区管理。记者今年1月11日联系了桥东区财政局，该局负责人告诉记者，此前并未向市精神病医院在办公经费、人员薪资等方面划拨经费，至于未划拨的具体原因，“由于自己刚到岗位不久，也不太清楚”。

此外，刘玉宝说，2009年，根据全国精神卫生防治体系的建设计划，由国家出资为每个地级市兴建一所规模型的精神病医院，每个市选择一个县建立一所县级精神病医院。按照当时的规划和预算，国家出资2900万元，本级财政配套1300万元，共4200万元。但从立项到跑完手续，已到了5年后，这时建筑和安装成本已涨至7800万元左右。因而，目前市级新精神病医院只能完成病房楼的修建，门诊楼和医技综合楼的建设则陷入资金紧缺。

最让刘玉宝感到焦虑的，是精神类护理人员的极度缺乏。医院现有临床医师19人，其中持有精神科医师证的仅有7人，“半路出家”的中医或西医8名，另外还有4名助理级别的。我国开设精神类护理专业的院校非常少，为数不多的毕业生中又有不少人因为社会压力而转行。余下从事精神科医疗的，也在工作中冒着风险：在该院，病区主任曾被病人打得鼻青脸肿，另一位管理人员在制止一位手持利器的病人时，左鬓角被划伤，缝了8针。

治不起、忌讳治

部分精神病患者治疗不力

一方面是医院没有能力接收更多的病人，另一方面，则是许多病人治不起、不愿治，而不治疗又会加重病情，陷入恶性循环，埋下隐患。

在邢台市精神病医院，患者住院每人每月费用在4500至4800元不等，县级以下精神专科医院每人每月3200至3500元不等。尽管新农合的报销比例为65%，但部分患者仍无法支付剩余费用。

刘玉宝说，住院病人有相当一部分来自农村贫困家庭，常出现“家属在给病人办理完住院手续后，还未交费，便不见了踪影”。目前，医院对30%左右的患者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减免费用，对自负盈亏的医院造成了很大压力。

根据精神卫生法，精神障碍的住院治疗实行自愿原则。许多精神病患者的家属不愿将患者送进医院。一位患者家属告诉记者，之所以不愿公开接受治疗，是担心“村里其他人知道后，影响孩子嫁娶”。

这些患者，有的接受“家庭看管”，甚至出现了“用铁链拴”“用铁门关”等情况；有的则任其到处游荡。

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副所长唐宏宇指出，由于缺乏一套规范、连续的治疗和管理体系，相当一部分暴力型精神病人“散落民间”，已成为威胁社会公共安全的隐患。

政府管、社会帮

专家呼吁建立多维救助体系

对于精神病人伤人事件，事前预防更为重要。

河北邢台已建立起“市精神病医院(市精防机构)—县卫生局(县精防机构)—乡镇卫生院—村(居)卫生室”四级防治管理网络，对精神病人实施全面筛查和管理。同时在全市范围内对精神病人做随访评估，要求村医一年至少4次对已确诊的患者进行入户随访，并记录至健康档案，录入国家系统。对于出院患者，主管医师在其出院后15日进行首访，此后每一个月至两个月进行跟踪指导，并终身持续随访，以便发现“苗头”时能及时就医。

中国社会学会副会长石英表示，精神卫生医疗康复不应只由卫生部门“单兵作战”，而应成为社会系统性工程。记者在调查中发现，目前精神病患者的管控体系中，公安、民政、卫生、残联等多个机构均与此有关，但由于缺乏统筹，导致职责不够分明，效果不够理想。例如，对于流浪乞讨的精神障碍患者，本应由公安部门协助民政部门送往精神病医院，并由民政部门承担相关费用。但实际上，这些病人常常被直接推给精神病医院，最终医院不得不展开救治，并长期垫付相关费用。刘玉宝近几年一直在向相关部门催要此类病人的看护费用，而他形容这一过程像“挤牙膏”般艰难。

一位从业多年的资深精神病医师告诉记者：“病难治，更难治的是人的观念。病人回归社会后，社会的歧视、不接纳，加之心理疏导的缺失，导致病情反复的很多。”

专家表示，救助精神病人应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建立一批集医疗服务、看护协助、心理疏导等为一体的重性精神病患者社区康复服务机构，将有助于患者的康复。

2015年发布的《全国精神卫生工作规划(2015—2020年)》要求，到2020年，普遍形成政府组织领导、各部门齐抓共管、社会组织广泛参与、家庭和单位尽力尽责的精神卫生综合服务管理机制；健全完善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精神卫生预防、治疗、康复服务体系和患者救治救助保障制度。

规划同时提出，到2020年，登记在册的严重精神障碍患者管理率要达到80%以上，精神分裂症治疗率达到80%以上，符合条件的贫困严重精神障碍患者全部纳入医疗救助，有肇事肇祸行为的患者依法及时得到强制医疗或住院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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