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评:日本经济覆车在前 香港还要重走老路吗?
来源:和讯网 发布时间:2016-05-13 15:39:36

有评论指出,世界经济尚未真正回稳,其中日本经济依然沉痾不起,这正是世界经济未能全面复苏的一个重要指标。去年日本GDP增长只得0.6%,前年更只有负0.1%,日经指数近来颇有波动,但从去年12月至今已下挫了17%;以美元计算,日本去年的名义GDP还比不上2008年金融海啸的那一年,可见安倍晋三虽三箭齐发,但看样子无一中的,箭箭皆空。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日本无论在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还是人口老化的程度,都与香港极为相似,甚或比香港领先半步,日本的情况在不少方面很可能是香港未来的写照,我们不可不防;而日本经济政策的成败经验,又恰好可成为香港的参考,我们或许可以从日本的失败中总结经验,避免实施一些错误政策。日本的反面经验,不但香港可总结吸收,对内地一样有参考价值。

安倍三箭 全数落空

2015年日本人民的年龄中位数是46.5岁,中国是36.8岁,香港是43.6岁(根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世界事实书》的估计),从这些数字可见,日本人口老化程度高于香港,更大幅度地高于中国内地,但从出生率和预期寿命看,日本与香港几乎没有差距,这意味日本只是进入老化期比香港为早,后者稍后便会追上今天的日本。至于中国,其老化程度则可能要数十年后才出现日本今天的局面。虽则如此,人口结构所带来的问题,往往要数十年才可化解,中国若要研判人口对日本经济的影响,现在并非太早。

安倍的三支箭是什么?

一是宽松的货币政策;二是短线的财政政策刺激经济;三是对劳动市场及产品市场作一些改革,例如提高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前二者是典型的凯恩斯政策,目的是刺激短线需求,第三支箭则勉强可归纳为对经济的结构性改革,类似内地近来常提到的所谓“供应侧”(又称“供给侧”,supply side)政策,有别于凯恩斯的“需求侧”(demand side)政策。严格来说,安倍的第三支箭尚未完全射出,其结构性改革,根本没有大力推行,他做的,主要是在货币与财政政策上,正如新古典经济学家所相信的,此种政策不但解决不了问题,而且可以令问题更糟糕。

日本货币政策较早阶段是搞量化宽松,安倍委任了新的日本央行行长后,政策目标是要把通胀率推到2%,手段是降低利率,大量用新发行的钞票回购长期的 政府债券。这些政策的后果是日元大幅贬值,从2012年12月26日安倍担任首相起,至到2015年6月6日日元的低位,美元相对于日元共升值46.9% (即日元贬了约32%),日经指数在同一期间也升了近97%,但若以美元计价,日经指数其实只升了34%左右,这个34%,可能相当大程度地是因为利率下 降至接近零所致。

今年1月,日本央行更把商业银行储备的利率压至负数,但市场对负利率的意义解读分歧,不少人认为这不可能持续,亦有认为是央行绝望下的举措。利率见 负,日元却反其道而行,今年1月31至4月30日,日元倒升14%,但强日元却使股市下挫了约10%。我们若把各时段的日元滙价与日经指数找来,容易见到 两者有很强的相关性,日元愈贬值,股价便愈高。

从上可见,宽松的货币政策对股市是有些影响, 但正如上文提到,GDP却是巍然不动,无论货币政策如何宽松,也无法对经济产生出长远影响。财政政策的效果则更加不济,安倍利用日本2011年地震后基建 须要修复的机会,大量增加政府开支,以图推高经济。不过,世上没有免费午餐,政府增加开支,意味她的赤字要加大,若要阻止此事发生,则须加税,日本的消费 增值税被迫从5%增至8%;甚至有种说法,认为她要增至10%才会达标。

加税虽对缩减赤字有利,但对经济却十分不妙。日本政府为何既要增加开支刺激经济,又要加税?这是她无可奈何的选择。1991年,日本政府欠债只占 GDP六成多,今天已升至230%;若非利率低企,光是还息,已令日本政府吃不消,她哪里还有空间多开支而又不加税以致造成更大的欠债?

工作态度 今非昔比

从GDP六成多的欠债率上升至230%,当中着实包含一些重要问题。过去20多年来,日本运用反周期的赤字预算财政政策不可谓不积极,否则欠债哪会 增加得如此多?有些相信凯恩斯政策的人认为,日本经济毫无起色,只是因为刺激政策力度不足,若再加大开支,终于也会有效果。我不认同此种观点,再扩大开 支,只会令日本的债务加剧,更难翻身。20多年的政策试验已足够长,是毋须再试了。

政府欠债增加到GDP的230%、负利率、量化宽松,在在都显示出日本政府已扭尽六壬,但于事无补,这很值得香港与中央政府的注意。内地近月强调要 走“供应侧”政策,《人民日报》在5月8日发表“权威人士”的访问,对过去一些刺激政策也不以为然,正是暗合新古典经济学的看法。

其实,反周期的刺激经济政策目的虽然是要稳定经济,在经济下行时要把它推高,在过热时把它冷却,但往往事与愿违,令经济波幅更大而不是更稳定。原因 何在?货币与财政政策的后果并非是立竿见影的,它们的效果要经过颇长的时间才能浮现出来,政策制订者容易因为见不到所希望见到的结果而承受不了政治压力,从而过火地加大政策的力度;到政策最后出现效果时,时间已经不对,本须提振的经济那时可能已经变成须要冷却,须要冷却的变成须要提振,反周期的稳定政策成为了新的震荡的来源。金融海啸后,美国政府也试图增加几十亿美元的开支去挽救经济,但这些资金竟需时几年才能逐步用到,颇使人有贼过兴兵之感,但美国的情况绝非例外。

日本经济的困局与她的人口结构也有着重要的关系。她进入人口老化期比香港来得早,劳动人口减少,须要扶养的长者增加,但钱从何而来?年前香港政府的 长远财政计划工作小组(工作小组)评估了因人口老化而带来的医疗、福利种种新增的财政压力,并得出结论,若政府不早作准备,到了2042年,政府不但会用 尽储备,还会欠下大约等于到时GDP150%的巨债。当时的计算并无包括须要大幅用钱的任何形式的全民退休保障,也没有把日本的经验用作参考,但工作小组所得的计算结果,却是与日本的经验惊人地吻合。

搞了20多年,日本经济还在原地踏步,这对日本社会会带来什么冲击?日本在二三十年前早已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人民生活水平高,但这是否意味日本人民 能顶得住经济长期停滞所带来的挫折感?我看未必。日本过去一些世界级品牌的产品似失去了光环,从前日本造的小汽车几乎独步天下,质量极佳,但近年常听到因 某些零件有问题而要回收。10多年前日本的不少电器用品声誉很好,但近年很多品牌已给南韩超过。在美国的家电商场,你会发现日本的电视机洗衣机等用品,已经沦为二流,售价远比南韩的便宜。

人的因素第一,日本人工作的认真态度,可能已不如前。经济若长期停顿,社会流动必然差劲,在这种条件下,人民工作的积极性会大打折扣。

我们可以更直接观察到日本人的心理状态。联合国委托萨克斯(Jeffrey Sachs)等人搞的快乐指数报告,内中数据显示日本人快乐程度的排名为世界第53名,比起排第50的意大利、第47的马来西亚,与第22的新加坡都要逊色。以日本经济与科技等的发展程度看来,她应该排名高得多,但这也显出日本人的挫折感确实存在。皮尔(Pew)研究中心做过调查,它发现60%的日本人认为现今经济很不妙(只有8%的中国人认为中国经济不好);更具启发性的是72%的日本人认为他们的子女将来的生活水平比不上他们。预期下一代过得比不上这一代,是很悲观的判断,但这正是日本人当今心情的如实反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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