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思琪

上周五，一篇名为《深圳又一家明星企业老板失联，4000人突然失业》的文章揭露了老牌代工商中天信电子员工遭遇欠薪情况。虽然文中许多信息与官方公布的消息有所出入，但中天信内部管理层并没有否认欠薪一事。

临近年关，制造业的欠薪情况也从中小代工商向一些大品牌的一级代工商转移。

从官网信息来看，中天信成立于2009年，公司现有职员工人数2600人，占地面积达30000平方米，固定资产达2亿元，公司股东超强健电子有限公司和中瀚科技有限公司皆为香港注册企业。

公司以ODM为主业，客户包括华为、中兴、锤子等国内知名手机品牌。产品出口到欧、美、南美、中东、新加坡及我国的港、澳、台等70多个国家和地区，年产量达500万部。

同为大牌手机代工商，曾拥有辉煌的生产数额，中天信与今年年中倒闭的福昌工厂有所类似，而福昌的员工至今未讨回欠薪。

一线代工商的倒闭背后所揭示的是中国摆脱“世界工厂”，产能转型升级的迫切需求。在这种需求下，国内的生产环境让代工产业越来越无所适从。

事实上，华为、中兴、小米、锤子等国产手机品牌崛起曾给国内代工商带来不少红利，前两三年，许多一线代工商通过扩大产能来满足增长的订单需求。

廉价劳动力是国外品牌在中国设厂的原因，国内品牌更是长期享受本土优势。

但从去年开始，这种优势大幅减弱，国内人力成本大幅上升。东莞工厂工人薪资在成倍增长，工厂面临大量劳动成本投入（一般代工厂流水线需要大量人力，少则几百动辄上千）。而这方面的成本并不能通过精减人员来减少，新一代的工人受教育程度更高，但生产效率反而不及老一代工人。在之前的接触中就有不少生产商向记者抱怨新一代工人并不如以前的吃苦耐劳。

相较来说印度等东南亚地区人工成本更为低廉，这也吸引国产品牌纷纷向东南亚人力成本较低的地方转移，投资或在当地设厂，这大大摊薄了国内代工商的产量。

工厂订单面临从长线到短线，从短线到加急的境况，运营成本进一步加大，而利润却不见长，长期资金压力只能依靠贷款或者拖欠工人工资以及下游供应商款项来转移。

大量品牌厂商的转移也从侧面折射出，国内制造业面临转型升级的重要阶段。

对比以往情况，以制造业闻名的珠三角地区今年并没有明显增长，而在金融业等其他行业却有大幅增长。

以深圳为例，今年上半年深圳税收规模占比超过10%的前四大行业是制造业、金融业、房地产业和批发零售业。制造业仍是深圳第一大税收行业，但与金融业的比重差距较上年同期缩小10%，金融业税收大幅增长七成多。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路径看来，“世界工厂”是经济发展的必经阶段，但低技术门槛的制造行业在经济起步之后必然要考虑转型升级。国家提倡“大众创新”从外部环境加快了转型升级的进程。

而留给这些代工商的时间还是有的。东南亚国家人力成本虽低，但是配套的生产条件、上下游供应链、硬件生产体系以及劳动力素质都不完善，在这种情况下，品牌大部分订单还是会留给国内厂商。

但国内代工厂急需思考下一步应对策略，从重劳工的生产逐步向更注重技术研发投入转型。

同时，对于大牌的生产再也不能沿用过去“吃定一家”的做法，而需通过多代工不同品牌，来分散风险压力。对未来手机品牌将生产产能挪到东南亚等当地市场做好进一步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