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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老师讲什么，你都得抬头看着他”，据《南方人物周刊》探访多所高校发现，不少高校设置包括抬头率在内的多项精细化管理指标，因为有摄像头在拍，学生被提醒无论如何得抬头。有学生表示“(大学)感觉就是多了一个手机的高中生活”，而国内不少高校则已开始推行以“手机入袋”为内容的学风建设行动。有高校教师坦言，“大学被纳入一个管理的指标体系中，但教育这件事是没办法指标化的”。

上一轮大学管理引发外界热议，还是新生开学有高校给新生家长组织家长会，以及再往前有大学也开始拉起了家长群，引大学生吐槽“我19岁了，妈妈还在大学家长群里回复‘收到’，发‘大拇指’点赞”。而此番《南方人物周刊》的报道为公众所勾勒出的大学管理生态，则更系统、全面地反映出所谓大学管理精细化背后，“管理者一惊一乍，执行者疲于奔命，学生们谨小慎微”的多重困局。

大学管理思路的日趋低幼化，肯定是不止一个家长群、家长会所能够交代的，这不，一大堆可以量化的指标都被摊开来、渐次排列：上课从早到晚，晚上还要自习，睡前要在宿舍拍照打卡证明没有夜不归宿，出门请假要层层报批，再水的课也不敢逃，上课要交手机，课堂还要考核“抬头率”……

很多接受过大学教育的家长，也在试图延续中小学时期家校沟通的频次、模式，而大学管理出于免责机制的考虑，通过各种考评、留痕来规避责任，一种恶性循环在不停的互动中完成闭环。

应当说，媒体报道所呈现出的大学各种考评、考核机制与模式，都有其现实的针对性：抬头率想解决的，是当代人对手机、平板等电子产品的过分依赖；早晚自习出勤率，则试图通过所谓“抓学习”来提高考研率，进而影响升学、就业。但问题在于，类似精细化的管理思路，是否真的都能对症下药，还是说如在校学者所言只是因为很多大学“对现在的学生该怎么管，已经没招了，基本上只能通过强制性，或者可量化的方式去运作”？

毋庸讳言，大学生抬头率(包括已经是老问题的“到课率”)不高，最直接的原因是课堂教学水平不令人满意，每所大学都口耳相传的各种“水课”，一套PPT传三代，学生不愿意到课、不愿意抬头、不愿意坐在前排的根子，在于教师的上课精气神不足。

进一步深究，教师对教学的应付心态，又源于大学对教师管理评估过分侧重于科研堆砌。学生抬头率不高的对面，可能正是整节课都低头念PPT、“语音语调都没有起伏”的老师，正是一边追求学生高抬头率，另一边又逼老师把更多精力向科研倾斜的大学管理者。解决抬头率的问题，用高科技抓拍的方式去强迫、用学分绩点去督促，恐怕从来都不是治本之策。

而与学校管理追求抬头率之类指标对应的，则是一些行政化管理思路、考核指标深度侵扰大学校园。在不少一线教师、辅导员以及学生的观感中，学校对包括抬头率、出勤率以及学生某种仪容仪表的苛刻要求，多与涉事学校正接受某些学科评估检查有关。有阶段性考评，就有阶段性严苛和阶段性应付。以形式主义的“迎评”，来应对另一种形式主义的考评，考评者对教育的理解，对抬头率的某种热衷，自然会得到花样翻新的妥帖迎合。

教育不该是这样，大学教育更不该如此。一所大学被并不解决什么实际问题的抬头率、出勤率、前排就座率所裹挟，显然非教育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