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经济在减速，中国经济也在减速，当世界经济减速的时候，特别是由发达经济体带动的世界经济增长速度一直不振的情况下，有一个比较常用的解释，或者比较流行的解释：在危机之后，企业针对着危机之前积累起来的巨大的杠杆率、巨大的债务，要进行修复资产负债表的活动，也就是说，在很长的时间内，它只想解决它资产负债表上的烂摊子，而不愿意再进行新的借贷，也不愿意进行新的投资。持这个解释最有名的是学者付朝明，他用上述观点来反思美国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次大萧条，也反思日本在上世纪90年代开始到今天持续低迷的宏观经济状况。

　　当前，世界经济新平衡主要是需求侧的因素，也就是说，无论是长期的人口结构变化的结果，还是金融危机以及欧洲的债务危机等，导致经济没有回到原来发展水平上，总的来说，他们把原因归结到需求侧上，美国的前财政部长、前哈佛大学校长萨默斯明确地说，西方的经济增长速度下滑，无一例外就是需求侧不振。

　　但是中国跟他们不太一样，中国应该从供给侧去看待中国经济的减速，因此上述解释也就不适用。中国经济的减速主要是因为人口在2010年发生了巨大的转折，这个转折直接的表现是劳动年龄人口到达了峰值，从那之后是负增长，接下来还有农民工的负增长。过去很多年，农民工的供给每年增长4%，但2014年只增长了1.3%，去年只增加了0.4%，今年会不会是零？今后会不会是负数？我认为完全有可能。

　　农民工的新增量也不再是从土地里转移出来的，而是在农村读初中和高中的学生，也就是说，16岁~19岁的这部分农村人口，数量在2014年到达了峰值，去年开始是负增长，农民工的增长速度自然就要下降了。到了进城的人越来越少、而在城市已经打工到40岁以后因为没有得到城市户口还要返乡的人数大于进城人数的时候，农民工劳动力就是负增长，劳动力的供给就会进一步的紧张。无论是人口学家还是经济学家都会批评我，是不是把劳动力这一个生产要素作用过分夸大，我认为没有夸大。首先要承认劳动力供给很重要，因为劳动力供给不足就会导致工资上涨过快，快到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赶不上工资上涨的速度，就意味着单位劳动成本的提高。

　　如果这种提高速度快于其他的国家、快于其他主要的先进制造业国家，我们跟它的单位劳动成本差距急剧缩小，就意味着我们在制造业的一个重要优势正在迅速丧失。另外，劳动力是一个变量，下一个变量是人力资本，中国的人力资本过去迅速的改善是靠新成长劳动力的不断加入，因为任何时候年轻人都会比年纪大的人受教育程度更高，而当新增量越来越少的时候，改善存量的速度就放慢了，因此另一个变量人力资本也放慢了提高速度。因为劳动力短缺了，资本过快地替代劳动，造成过高的资本劳动比，面对越来越多的机器、越来越复杂的工作程序，工人应对不了，资本投入后的回报不再像原来那么快了，报酬的递减将会导致资本回报率迅速下降，很多事实都证明了这一点。

　　当跟发达国家技术差距缩小的时候，当劳动力转移不那么快、资源重新配置速度不那么快的时候，生产力的进入速度也会大幅度下降，这些就是生产函数中所包含的所有变量，所有的变量都变得不利于经济的增长，因此中国经济潜在增长率是必然下降的。所以，仅仅靠修复资产负债表，靠刺激、宽松的货币政策、扩张性的财政政策都做不到大幅拉动经济的增长，因为不是需求的问题，而是必须从供给侧来解决。但也正因为不是需求侧的因素，所以我们不需要等，相比于其他国家，我们有更多的机会。

　　也就是说，当你认识到高回报的时代过去了的时候，你还有一些额外的机会在供给侧，主要是两个方面。

　　第一，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机会窗口。抓住改革的机会窗口就可以得到改进，现在的改革都是有利于提高劳动参与率，改善投资环境，提高潜在增长的能力的，改革红利是大于改革成本的，对于一个投资者、创业者来说，可以分享到改革的红利。所以，中国的企业家应该搭上改革的机会和顺风车。我们现在进行的改革，可以显著地降低企业面对的制度性交易费用，同时降低企业的直接生产成本。投资者和企业以及潜在的创业者，现在面临的困难是什么？其实最主要的就是交易费用太高，直接生产过程当中的成本太高，改革一般而言一定是会降低这些交易费用和直接成本的。但是，在这个之外，还有一些直接的产业机会和领域机会。举一个例子，户籍制度改革目的是推动新型城镇化，现在的新型城镇化，固然也是一些投资的机会，但是，更主要的是想通过农民工市民化，增加劳动供给，同时改善资源配置效率，就可以让中国的人口红利稍微延长一点儿，及时探寻到新的经济增长的源泉。因此，我们把新型城镇化的重点放在人上。当1.7亿已经进城农民工，以及1亿离开农业，还没有进城的农民工变成了亚洲版的中产阶级时，当他们不再是农民式消费模式，变成了城镇居民意义上的消费群体的时候，我们将面临新的投资机会和产业机会。而这个过程也是必然要推进的。

　　再举一个例子，我们都说中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之所以中国到达了一个经济增长减速转折点，也是因为人口正大幅度老龄化。但是，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是刚刚开始的。过去还是一个缓慢的转向老龄化的阶段，从2010年之后，我们才开始加快了老龄化，速度也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老龄化本身就被称之为第二次人口红利，也就是说，除了老龄可以作为一种人力资源，成为新的储蓄来源之外，老龄产业、健康产业等一系列的产业也会成为一个新的人口红利机会。

　　再比如，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到五大发展理念，其中绿色发展就是低能耗、低排放的新的发展模式。绿色发展被国际上一些学者定义为是未来全球化的一个起爆点。我们历史上有过多次起爆点，当年西班牙向外扩张，英国人推动殖民地拓张，都曾经是全球化的起爆点。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计划经济国家转向市场经济，拥抱世界，又启动了一轮全球化。因此，下一轮全球化就是以新的发展模式为依托，所以中国就应把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大旗接着扛下去，以中国和其他一些国家为主的，应对全球气候变暖，实现绿色发展，是全球化新的起爆点，也是重大的投资机会，这些都是需要抓住的。

　　第二个我们可以抓住的机会窗口就是新的科技革命浪潮。新科技浪潮什么时候来？我个人觉得或许已经来了，因为当我们说新科技浪潮、新工业革命的时候，都是指历史上已经有的，就是17世纪、18世纪已经开始了的工业革命。这也就意味着，科技革命本身就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但是，细想一下，在工业革命高歌猛进的时代，生活在那个时代的最聪明的人可能都不知道自己正在面对着工业革命。

　　所以，我认为，我们今天已经在一个新的科技革命的中心了。90年代到21世纪头20年，就是技术进步最快的时候，但是今天不知道，所以不能等待。第一次工业革命完成用了两个多世纪的时间，这一次很可能在很短时间内就完成了。

　　当成本迅速下降的时候，科技革命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以非常低廉的成本，非常通用的模式去改造传统的东西。也就是说，如果你有意识拥抱它，就可以用低廉的成本解决问题。比如说，德国是先进制造业的一个典型，它在新的科技革命当中保持自己竞争优势的主要的做法，可以概括为新数据、老技术。就是说技术可能都不需要去更新，不断用新信息、新大数据去赋予传统技术更高的智能，这是新的制造业技术革命的一个重要特点，对于中国这样大的一个人口国家，必须保持中国实体经济制造业不断更新，而唯一的出路就是拥抱新技术革命的浪潮。

　　(原标题：蔡昉：抓住改革红利 拥抱新科技浪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