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中国社科院经济学部、科研局、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在京共同举办“2017年《经济蓝皮书》发布暨中国经济形势报告会”。蓝皮书预计，2016年中国经济可以实现年初预定的增长目标——增长6.7%左右，继续保持在合理区间。考虑到供给侧的主要因素持续下滑，需求侧的全球贸易低速增长，外部需求疲弱态势持续，国内投资基数庞大，投资对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有所减弱，而且民间资本投资大幅下滑，外商投资持续低迷，消费增速总体保持平稳小幅下滑趋势，过快增长的购房贷款将对整体消费产生不利影响，预计2017年全年经济增长6.5%左右。

　　与会专家学者认为，2016年里出现的经济增速下降、工业品价格下降、实体企业盈利下降、财政收入增幅下降、经济风险增加等一系列挑战，已经成为目前中国经济的主要难题。

　　优化宏观环境，改善盈利预期

　　“当前我国经济的一个焦点问题，就是民间投资增速严重下滑。”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经济学部副主任刘树成认为。

　　长期研究民营投资的刘树成介绍，2016年初以来，我国民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出现了近几年来从未有过的严重下滑局面——民间投资出现了自国家统计局2012年正式发布该项统计以来，意想不到的三个“首次”：其一，首次出现民间投资增速“断崖式”下滑；其二，首次出现民间投资增速低于全国固定资产投资总体增速；其三，首次出现民间投资占全国投资比重大幅下降。

　　据介绍，2016年以来民间投资增速严重下滑，原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包括：一是部分法规政策不配套、不协调、落实不到位；二是民营企业在市场准入、资源配置和政府服务等方面，难以与国企享受同等待遇；三是融资难融资贵、缴费负担重；四是一些干部不作为、不会为、乱作为，少数地方政府失信等。

　　但在刘树成看来，盈利预期问题是民间投资增速严重下滑的最关键原因，“要促进民间投资增长、扭转民间投资增速严重下滑局面，就要营造出有利于形成企业盈利预期的良好环境。”

　　刘树成表示，为民间投资增长营造良好环境需要多方面努力。归纳起来，主要包括四大环境：一是政策与制度环境，包括政府简政放权，放松对企业的微观管制等；二是资金环境，包括拓宽市场融资渠道，改进金融服务，降低融资成本等；三是法治环境；四是宏观经济运行环境，这是促进民间投资增长、扭转民间投资增速严重下滑局面的充分必要条件。

　　刘树成认为，在经济增长下行压力依然较大的情况下，要营造良好的、向上运行的宏观经济环境，并不容易。这已经不是靠短期的宏观调控政策、临时的反周期对策、简单放松银根等措施就能解决，既不能靠“大水漫灌”，也不能靠“喷灌”“滴灌”。“大水漫灌”，宏观调控力度过大，会造成大起大落的后遗症；而“喷灌”“滴灌”，则略显宏观调控力度不足，难以带动经济增速的回升。要营造良好的、向上运行的宏观经济环境，已经不是在短期宏观调控层面所能解决的，必须从国家总体宏观经济管理和中长期经济发展的更高层面来解决，寻找对经济增长具有中长期持久推动作用的力量。

　　降低宏观税负，已成当务之急

　　中国社科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李军认为，全面降低宏观税负有理由成为当前首要任务。

　　在现行税制下，增值税、营业税及企业所得税主要由企业负担；消费税虽然在生产与委托加工等环节缴纳，但税款最终由消费者承担。有关数据显示，2012年企业税负占总税收收入的比重为61.4%，2015年上升至62.1%，提高0.7个百分点。这表明，虽然2012年以来实施了结构性减税政策，但效果仍有待于进一步发挥。另外，近几年个人税负水平提高更为明显。2012~2015年个人所得税年均增长14%，高于同期总税收入年均增长率6.5个百分点。

　　李军认为，为应对经济下行压力，积极财政政策的一个核心内容就是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在当前我国经济增速减缓、企业利润增速下滑的形势下，减轻企业税费负担有利于增强企业活力。在全面实现营改增之后，增值税成为意义十分重大的税种。因此，降低企业税费可从进一步完善增值税改革做起。目前我国实行多档增值税税率，且行业间差距较大，如何科学设计、有效简化增值税分档及税率，以及如何科学制定有关征管环节和程序，都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从长期看，有必要降低增值税税率尤其是制造业增值税税率，同时进一步大力清理不合理收费，切实为企业减负。

　　长期以来，个人所得税保持了高速增长态势。即使按现价计算，2000~2015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11.3%，而同期人均个人所得税年均增长18%。“因此，按照降低宏观税负要求，推进个人所得税改革势在必行。个人所得税改革应按结构性减税的方向进行，即应以降低中低收入群体的个人所得税水平为基本方向。”李军说。

　　李军还建议在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改革中，要高度重视地方主体税源建设，切实完善地方税体系。原有税制下，营业税是地方财政的主体税种，而随着全面推行营改增工作的完成，营业税已退出历史舞台，如何确立新的地方税主体税种，是一个重要而迫切的现实问题。

　　去杠杆要持久，债转股应缜密

　　“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实体经济的主要风险，将集中体现为经济增长速度下滑。产能过剩、房地产库存增加、企业困难加剧和失业率上升的风险，都将因此凸显。与之对应，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主要的金融风险，将集中体现为杠杆率攀升、债务负担加重和不良资产增加。”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理事长李扬认为。

　　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债务总额为168.48万亿元，全社会杠杆率(债务与GDP之比)为249%。与美、英、法、日等主要国家相比，这一水平并不算高。但在结构上，居民部门的杠杆率为39.9%，金融部门为21%，政府部门为57.1%(含地方融资平台债务17.7%)，非金融企业为131%。通过国际比较可见，非金融企业杠杆率过高是我国债务的最突出问题。在企业债务中，国企债务约占65%。“可以认为，国企杠杆率过高，是我国债务问题的关键所在。”

　　李扬表示，在实践中，去杠杆有多条途径，包括用优良资产冲销不良债务、债务核销、资产积累以及现有金融资产价值重估，却没有一种能立竿见影，更没有一种是无代价的。只有扎扎实实地保持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不断做大杠杆率的分母，才是去杠杆的治本之道。然而，我国经济增长是“债务驱动型”，要促进经济增长，就须增加贷款和(或)增加赤字，而两者均有提升杠杆率的副作用，这种状况无疑陷我们于“两难”之中。因此，在去杠杆和保持经济稳定增长之间寻找合意均衡点，是对决策者的极大考验。也正因如此，去杠杆将是一个长期过程，必须做好打持久战的准备。

　　“现实中，我们还可在结构层面、在不同主体之间对杠杆率进行一定程度的调整，即‘杠杆转移’。概括而言，央行承接、政府承接、债转股和不良资产证券化，是杠杆转移的三条路径。”李扬表示，央行和(或)政府承接，固然可免除某些部门杠杆率上升过快之虞，但绝不意味着这些债务已经消失，其实质只是将问题推到了未来。因此，由央行或政府介入来推行杠杆转移，必须处理好当下和未来的关系。

　　“实施债转股和不良资产证券化更须谨慎。”李扬认为，债转股的对象机构应有可持续经营的前景，必须有重整财务和完善治理机制的缜密计划，必须有对债权人实施保护的安排。发展不良贷款的交易市场，应成为不良贷款证券化的前提条件。资产池的多样化，不良贷款池的多样化，债权人的积极参与，以及不良债券公司的重组等等，均属推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必要条件。总之，在实施债转股和不良资产证券化的操作过程中，严格遵循市场规则，在法治框架下组织实施，防止“僵尸企业”鱼目混珠和逃废债等“败德行为”发生，是成功的关键。

　　(原标题：中国社科院建言2017 促盈利降税负防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