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观点认为，由于中国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率超出国际一般水平，经济景气下行和产业结构调整势必带来更大范围企业违约，系统性风险不可避免。中国建设银行首席经济学家黄志凌在接受中国经济网记者采访时表示，这种观点有失偏颇。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水平高与中国经济结构有关，不能依此低估中国债务市场健康水平。

　　正确理解债务违约风险很重要。标准普尔违约定义包含：债务到期时，债务人在宽限期内未偿付债务。最常见的“宽限期”为30天或者更短。因此，标准普尔的违约定义大体上等价于“30天限期支付”的违约定义。(标普的违约定义与国内银行业的违约定义有所不同。差异主要在于标普的违约定义更为严格，即宽限期为30天，而国内银行业的宽限期为90天。)

　　关于政府债务风险：影响政府债务违约的主要因素包括政府治理、财政收入、财政管理、预算管理、流动性和债务负担水平等。评估政府债务的风险是否可控，一般采用政府在债务期限内可用于偿债的现金流/政府债务。该指标越高，风险越小。政府可用于偿债的现金流主要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和土地出让收入。

　　关于居民和非金融企业债务风险：影响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违约的主要因素是偿债能力和偿债意愿。其中企业的偿债能力受企业的经营管理水平、竞争实力、经营环境、盈利水平、营运效率、负债水平等因素的直接影响。影响居民债务违约的主要因素包括居民就业情况、收入支出情况、可支配收入、房价变化和居民存款情况等。

　　“中国债务违约风险宜技术观察。” 黄志凌表示，中国社会总体债务水平并不高。根据《中国国家资产负债表(2015)》的数据，虽然中国非金融企业债务占GDP比重达123.1%，但政府债务占比、居民债务占比仅分别为57.8%、36.4%，显著低于多数主要经济体。总体债务水平(政府债务、居民债务以及非金融企业债务之和与GDP的比率)为217%，位于中等偏低水平，远低于日本(400%)、西班牙(313%)，亦低于法国(281%)、意大利(259%)、英国(252%)、美国(233)、韩国(231%)、加拿大(221%)等世界主要经济体。

　　黄志凌指出，非金融企业部门债务水平高与中国经济结构、历史因素、居民风险偏好等密切相关。中国金融市场欠发达，债务融资占比高而直接融资占比低是历史形成的，多层次、多元化金融市场建设需要一个过程，现阶段仍然体现为企业负债水平高。由于中国资本市场起步晚，IPO、PE、VC等股权融资耗时长、费用高、信息不对称、结果不确定，导致融资综合成本较高。而以银行贷款为主的债务融资方式效率高、耗时短、程序便捷，综合成本相对低，是企业青睐的融资方式。中国企业高负债结构与居民风险偏好程度低相适应。长期以来，中国居民资产配置风险偏好较低，2015年末总储蓄率仍然高达47.6%，而商业银行具备较强的吸储能力，有利于迅速将储蓄转化为投资，这是企业债务规模快速扩大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企业的违约概率与GDP增速有较高相关性。金融危机以来，GDP增速从2010年的10.5%，逐步降到2015年的6.9%，企业债务违约风险确实在逐步攀升；但2015年下半年以来年中国经济总体运行已趋于平稳，经济增速稳定在6.5-7.0%区间，企业违约概率从2015年四季度也逐步开始企稳，至2016年6月底，违约率比年初出现小幅回落。黄志凌预计，将来亦不会有大的波动。

　　黄志凌强调，观察企业债务风险变化，应着重关注违约概率，而影响违约概率的主要因子是偿债能力与偿债意愿，而不是债务占GDP的比重。决定企业偿债能力与偿债意愿的主要因子是企业的资产负债情况。从数据上看，近年来中国工业主要行业的资产负债率非但没有恶化，大部分行业的负债率还呈好转趋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41个主要工业行业资产负债率情况，2014、2015年底分别有28、27个行业的资产负债率低于上年末，其中最大降幅分别为4.3%、3.6%。

　　此外，就目前市场十分关注的信用债风险而言，也应前瞻性、技术性观察。2016年以来，虽然信用债市场主体评级下调数量呈逐月升高态势，且国有企业及央企越来越多的出现在级别下调的名单上，煤炭、钢铁、有色等产能过剩行业较为突出，但另一方面，今年上半年上调发行人信用级别的次数也达150家，主要集中在政府融资平台，可能看出债券市场信用发行主体的风险并没有表现为系统性特征，而是出现了结构分化局面，投资者对城投债的偏好不降反增。随着经济改革和债券市场调整的深入，预计未来仍将存在一些违约个案的发生，但违约总体风险相对可控，不会出现大面积的债市违约潮，出现系统性债务偿还危机的概率很小。

　　“总之，中国宏观经济杠杆问题并不十分严重，非金融企业总体债务风险可控。因此，经济总体运行将处在平稳区间，短期内不会爆发债务危机，更不会成为全球金融危机的策源地。”黄志凌对中国经济网记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