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科技大学经济学系教授雷鼎鸣撰文指出，中国策略的短板在于如今需要与其他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剧烈竞争，迫使中国从劳动力密集的模式向上攀爬，发展科技密集型制造业。

　　中共中央委员会本周召开第18届五中全会，主要议程是讨论和通过第13个五年计划（2016至2020年）。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里，一切皆由强大的市场力量主导，而五年计划则属于规划经济下的典型产物。它还能发挥作用吗？

　　今年，第12个五年计划踏入最后一年。尽管中国经济放缓引发诸多忧虑，但为GDP制定的7.5%增长目标应能实现。在这五年期间的头四年，GDP年均增长为8.04%。即便今年增长率降至6.8%，这五年的年均增长仍将达到7.79%。

　　二三十年前，全球其他地方没多少人注意中国的计划。但时移世易，现在全球观察家都猜测中国将推出什么经济新政策。本月早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会议在利马举行，中国经济政策便是讨论焦点所在。 IMF首席经济师莫里斯．奥伯斯法尔德（Maurice Obstfeld）指出，全球经济受到三股强大力量牵扯：中国的经济转型、商品价格下跌，以及美国快将实行的货币政策正常化。

　　奥伯斯法尔德所言甚是。世界不能再无视中国的计划，因为其成败将对其他经济体造成多方面影响。本周的五中全会将讨论中国如何应对重大的结构转变。我认为在下一个五年计划中，至少应探讨五个问题。

　　首先，中国采纳的发展策略与印度迥然不同。中国借助其庞大的廉价劳工，大量生产及出口劳动密集型商品，由此迅速而直接地为大批从乡村移居城镇的民工创造了就业机会。而印度则积极发展信息科技产业，受惠的主要是受过教育的精英阶层，而非普罗大众。

　　中国策略的缺点，在于如今需要与其他劳动力充裕的国家剧烈竞争，迫使中国从劳动力密集的模式向上攀爬，发展科技密集型制造业。新五年计划的部分议案很可能关于如何更有效地推进这种转型。

　　第二种结构转变在于从制造业及建造业转型至服务业。 1980年，服务业仅占GDP的22.2%，但去年升至48.1%，超过制造业及建造业所占的42.7%。中国的服务业也许永远无法与香港的90%看齐，但其份额势将继续扩大。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其扩张的一个好处在于可创造大量职位。制造业发展则可能放缓。也许未来的一段长时间里，采购经理指数将持续不振，电力消耗也将走低，但制造业衰退的影响，将被服务业的扩张抵销。

　　第三，中国某些商品产量似乎过多，例如钢和煤碳。产能过剩反映资源分配低效。当某些产品产量过多，其他领域就可能出现资金紧绌的问题。中国许多地区污染严重，反映环保方面的资金投入不足。要重新平衡产能，就要推行特殊的结构转型。新五年计划必须重新制定处理各种问题的缓急次序，而改善环境应是要务之一。

　　第四，大批乡村居民迁居至城镇，向来是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原本住在郊区的人民，一旦享受到城镇的福利，产能可以迅速提升。 1978年，城镇居民占总人口不足18%，但去年城镇居民比例已达到55%以上。

　　人口迁移规模之大，带来了一些令人难以想像的问题。就业市场始终有大量需求；乡村儿童被父母留在老家，经常得不到良好教育，也无法受到充份保障。在中国，这类“留守儿童”估计约有6千万。未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城镇化仍将继续。一个周全的五年计划应该制定恰当措施，处理急速城镇化所产生的问题；而城镇化本身也是结构转型的重要形式。

　　最后，“一带一路”构想和人民币国际化，是开放政策的两个倡仪，中国将在未来五年推行。 “一带一路”有助中国出口在基建方面的过剩产能，并为其产品和服务扩大全球市场份额。

　　此外，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进程中，下一步应是争取人民币成为IMF的特别提款权货币。预料IMF将在年底做决定。如果人民币获得接纳，中国将制定政策，进一步提升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

　　香港作为自由港，以贸易、物流和金融服务见长，具备独特的能力，可为中国的经济转型作出贡献。然而，中央未必了解如何在这方面发挥香港所长。机遇就在面前，不应等待他人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如果香港希望受惠于新的五年计划，就要秉持企业家精神，自行作出创新的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