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金融抑制”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

为什么表现出明显金融抑制特征的中国经济，却长期保持了两位数的经济增长？这与中国经济体制的特殊性有关，这个特殊性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体现在金融上的特殊制度结构。

在1994年前，中国的金融体制是中央财政的一种附属，并不具有真正的独立性。在1985年正式全面推行“拨改贷”之前 ，中国对国有企业完成了“利改税”政策的实施 。1994年分税制确立，增值税成为流转税的主体，同时彻底禁止财政向中央银行透支，财政赤字只能以国债发行解决。至此，中国的金融才完全从财政中脱离出来，成为一个独立的主体。可以说，中国的“金融抑制”在1978～1994年期间，属于一种财政抑制，或者说，属于一种计划经济的抑制。在1994年后，金融才有自己独立活动的舞台，金融政策才会对经济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影响，这个时候的“金融抑制”才与金融政策有关。

在其他发展中国国家，政府和国家并不垄断和主宰经济活动，金融管理部门的金融抑制的低利率政策所以能导致储蓄和投资不足，是因为这些国家中的非公共部门，即市场经济部门，在经济发展中占据主导地位，是储蓄和投资活动中的绝对主体，他们对低利率反应敏感。在这种条件下，压制利率，必然会导致储蓄不足，进而引起投资乏力，导致经济增长放缓。

国家主导金融下的高储蓄

在中国，情况大不相同。政府控制着各级财政、绝大多数金融机构、央企和各级大小国企，它们是经济活动中的主导力量和决定力量，对国民经济的储蓄和投资起主导作用。在这种条件下，低利率不仅不会造成低储蓄，反而会推动高储蓄。

第一，对于大企业和国营机构来说，它们对储蓄存款利率高低并不敏感，甚至根本不关心。因为它们垄断了大部分的金融资源，只要政府有关部门批准，它们能够轻易从政府控制的金融机构获得需要投资的资金来源，并且对于利率高低有议价的能力；

第二，对于非国营企业来说，特别对广大的中小企业来说，现实情况是，它们必须依靠自身的资金积累来发展。由于信贷资源的相对垄断，这些中小企业只能从垄断的金融资源圈子中分得一小杯羹，加上外部民间融资市场困难，这些企业和机构不得不依靠积累自身的内部储蓄来发展。因此，低利率也好，负利率也好，高利率也好，这些对本来就很难得到信贷资源的中小企业来说，并不产生实际的影响，因此也就不会起到实质的抑制储蓄或者鼓励储蓄的作用；

第三，对于居民个人来说，上述情况也非常相似。中国的居民个人部门可以简单分为两个部分，占人口5%左右的高收入与高财富人群，占人口95%以上的中低收入阶层。对于高收入和高财富人群来说，由于他们财富的积累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的生活所需，低利率甚至负利率几乎不会影响他们在储蓄上的决策和行为。况且，这部分人群中的多数有自己投资和理财渠道，储蓄利率的高低对他们既定的财富管理模式不会有实质影响。

中国“金融抑制”的逆反效应

金融抑制真正影响的是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对中低收入阶层人群来说，利率水平的高低对他们的储蓄行为会产生一定影响。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凯恩斯，1936），储蓄与存款利率成正比 ，利率高，储蓄多，利率低，储蓄少。但这个模型的前提是，利率要对个人储蓄产生实质影响，个人或家庭需要积累一定的财富，有比较完好的社会福利保障，有比较健全的消费信贷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可以根据现在和未来的生活需要来决定储蓄的数量。

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一个家庭对未来有一些预期的需求，例如，买房、买车、子女教育等，存款利率低不仅不能促使他们提前消费，反而会使他们更多储蓄，以便未来之需。假定现在一年期的储蓄利率是10%，孩子明年上大学需要11000元，一个家庭现在需储蓄1万元。如果一年期的储蓄利率突然将至5%，这个家庭今年就需要储蓄储蓄10500元才能满足明年的需要，为此，他今年的消费就必须压缩500元。

对中国大部分普通居民家庭来说，上述的情况是真实的。

我有个朋友，孩子在读高一，看到同学纷纷把孩子送往国外读书，于是他们两口决定也一定要把女儿送到新加坡去读书。学费加开支，一年需要约20万人民币，他们家每个月要增加2万元的储蓄存款，为此，他们对家庭开支预算做了调整，减少了每年旅游的固定开支，减少了每周在外吃饭的预算，减少了朋友交际的开支，砍掉了买新车的计划等等。

中国特殊的二元经济体制下，低利率或者金融抑制不但没有给储蓄、投资和经济增长带来负面影响，相反低利率为经济增长带来巨大正面效应。由于中国的利率长期处于极低水平，甚至是负利率，居民的储蓄资金无处可以稳定保值增值，只能存入银行，成为经济发展的低成本资金来源。

在某种意义上，低利率造成资金供给增加的模式，非常类似于刘易斯（1954）在“劳动力无限供给下的经济发展”理论中提出的农村劳动力零成本无限供给的模型 。在中国的负利率推动经济增长的模型里，只要将生产要素由劳动力替换为储蓄资金，将二元经济中的农业部门替换为大量的低收入阶层，我们就完全可以将刘易斯对劳动力供给的模型发展为金融压抑下储蓄资金的供给模型，从而解释中国奇迹般的经济增长。从储蓄角度看，政府通过压低储蓄利率，变相将一部分的居民个人储蓄转移成政府和国企的储蓄或者资本来源，用于项目投资，推动经济高速发展。

谁是金融抑制的受益者

显然，金融抑制的受益者是政府和处于垄断地位的大型国企和央企。它们以极低成本获取资本和信贷资金，对有些企业来说，政府甚至给予保障性资金供给的支持，从而使这些企业的盈利能力得到加强。

从上世纪80年代到2009年，在国民储蓄构成中，居民储蓄从60%降到40%，而企业储蓄从20%升到40%。这反映了什么？这间接反映了企业得利多过于居民个人得利，居民牺牲了自己本来应得的储蓄利息收益。换一个角度看，事实上政府成建制地将居民应得的储蓄利益转移给了政府特定需要支持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企，它们在这其中赚取到了高额利润。

在中国式的金融抑制体制下，低利率可以看成是居民个人向政府和企业的让利行为。负利率，则可以当成是居民个人的储蓄财富直接“被转移”，不是转移向更需要财富的穷困阶层，而是转向更具统治地位的权贵阶层。从金融压抑的机制来看，其本质是一种变相的税收，以强制的方式将社会资金以低成本集中起来，然后配置给既定的相关利益阶层。从这个意义上，林毅夫说的不错，穷人向银行存款实质上是补贴富人。

世界银行一份报告反映，45%的发达国家银行以及15%的发展中国家银行通过调查认为，在信贷市场上，大企业挤占了中小企业的信贷资源，导致中小企业信贷融资困难。一般认为，大企业需要的资金量大，银行放贷操作成本小，风险低，因此银行均倾向于向大企业放贷，从而挤占中小企业的信贷资源。

金融抑制致使弱势群体利益受损，各个国家程度不同，并非中国独有，只是中国的金融抑制比较特别。

作者：范棣博士,北京大学互联网金融智库理事长兼首席经济学家、亚联资本创始合伙人、银票网董事长。本文摘自范棣博士的新书《少数派的财富报告》，本文也发表于范棣博士的微信公众号“财经这点破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