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作者陶短房撰文指出，“本土情结”自有其成因，而在香港出现的“本土情结”应归于哪一类，恐怕也仁者见仁，不过从前例可知，在条约既定的前提下，如福克兰般“不要本土”是不可能的，而时过境迁，当初受益于冷战、中国闭关锁国等特殊“大气候”、“小气候”而享受特别红利，并因此在几十年内“发达文明”起来的香港，如今不得不另寻机缘且格外努力，方能维持这得来不易的“东方之珠”地位，而一味“怀旧”或不切实际“架空”的遐想、言论和行为，恐与初衷南辕而北辙。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自年初一晚到年初二凌晨爆发、至今余波未平的香港旺角冲突，引发广泛关注和热烈议论，一些观察家认为，之所以发生这样的事，某种程度上和香港年青一代中滋生的“本土情结”有关。

不少谙熟殖民地、尤其前英系殖民地掌故的朋友都对这种“本土情结”耳熟能详。所谓“本土情结”，即指在宗主国退出或有可能退出之际，部分殖民地或前殖民地本土居民会滋生出一种对“新主人”的抵触、排斥情绪，并将这种情绪以“本土化”的形式表达出来。

传统上出现较强“本土化”情结的地区或阶层，通常都是自身发展程度远胜于周边，且从中产生自认为“更文明体面”族群的受益者。

之所以英系殖民地较其它系（尤其法系和葡萄牙系）更容易遗留下“本土化”问题，便因为英国习惯于通过间接治理和扶植当地代理阶层来管理殖民地，这样一来不仅会在大片殖民地中孕育出特别繁荣、发达的小片“明星殖民地绿洲”，也必然会培育出一个和宗主国利益相同、关系密切的特殊阶层。

“本土情结”的出现甚至远早于殖民时代的结束：北美独立战争期间，那些和英国王室关系密切利益相同的北美殖民地居民就留恋英属时代，对十三州独立战争持抵触、抗拒立场。

殖民体系崩溃后，在世界各角落广泛响起“独立自主”主旋律的同时，都不时能听到“本土情结”的间奏，如“本土白人”在南罗得西亚的“独立建国”、南非布尔人（荷兰人后裔）对种族隔离制度解体后“新南非”的消极态度，直布罗陀和福克兰群岛居民对西班牙、阿根廷“母亲的呼唤”置之不理（有趣的是位于北非摩洛哥包围中的西班牙飞地——休达和梅利利亚居民，却对摩洛哥的拥抱百般抵触，而对隔海相望的西班牙“养母”一往情深）。

而最顽固、历史最悠久也最出名的前殖民地“本土情结”，则非加拿大魁北克法裔莫属：这些一直操着古法语的法国移民后裔，将“宁为鸡口不为牛后”的“本土情结”从英属时代一直延续到加拿大联邦时代，且魁北克“本土情结”也被认为是“最本色的本土情结”——保留这种情结的魁北克人中几乎没有人渴望“回归法兰西”，而只是执着地希望“做真正的魁北克人”。

严格说“本土情结”的大帽子下面，其实掩盖着复杂的差异。

一种“本土情结”的主体并非真正的“本地人”，而是宗主国移民或其它族裔。

比如直布罗陀和福克兰，“本土派”中很多实际上是英裔，而南罗得西亚（今津巴布韦）和肯尼亚的“本土情结”，也主要弥散在从英格兰北部和苏格兰移居当地、世代繁衍的土生白人当中。

这种“本土情结”严格说是“拒绝本土情结”——认定自己比当地人更“文明”、“高尚”、“发达”，不屑“沦为”后者的一部分。

他们与其说是执着于“本土”，毋宁说是怀恋殖民时代自己这一特殊族群、地域凌驾于“邻居”之上（尽管或许仍要屈居于宗主国管理人员之下）的“昔日好时光”，又深知“时光一去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只得退而求其次，希望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本土乐园”。

另一种“本土情结”的主体既有别于宗主国群体，又迥异于真正的本地人。

比如南非布尔人和魁北克人，他们的前宗主国——荷兰和法国已与自己十分疏远，和后来的宗主关系也远非融洽，却又不屑和原住民“搞到一起”，其结果自然惟有高举“本土”大旗，去追求一个渺茫的“属于自己的本土乐园”了。

真正“本土人的本土情结”其实是较为罕见的，往往出现在主权变更后的不适应、不理解阶段，或原本对“新生活”或维持“旧体面”抱过高期待，结果希望越大失望越大。

然而“本土情结”出现的根基，是“汪洋大海中的小气候”，因此尽管不绝如脉，能“修成正果”的却并不多，其中如福克兰、休达、直布罗陀等整个“小气候”中族裔构成都发生变化从而迥异周边的又占绝大多数。

而大多数例子则不外迁徙（如北美十三州保王党在美国独立后迁徙仍亲英的加拿大，并彻底改变了加拿大的民族构成，以及法国放弃阿尔及利亚后当地数百万被称作“黑脚”的亲法阿尔及利亚人集体迁徙法国，从而事实上放弃“本土情结”乃至放弃“本土”）、妥协（最典型的例子是被印度合并后的原葡属果阿，和独立后仍留在肯尼亚并适应自己“肯尼亚人”身份的原苏格兰农民后裔），真正由“本土情结”而成“大气候”的，恐怕只有从马来人“汪洋大海”和华裔“唐山情结”左右夹攻中艰难立国的新加坡一例了。

“本土情结”自有其成因，而在香港出现的“本土情结”应归于哪一类，恐怕也仁者见仁，不过从前例可知，在条约既定的前提下，如福克兰般“不要本土”是不可能的，而时过境迁，当初受益于冷战、中国闭关锁国等特殊“大气候”、“小气候”而享受特别红利，并因此在几十年内“发达文明”起来的香港，如今不得不另寻机缘且格外努力，方能维持这得来不易的“东方之珠”地位，而一味“怀旧”或不切实际“架空”的遐想、言论和行为，恐与初衷南辕而北辙。

其实不管是否“本土情结”持有者都应认真想一想，自己要的究竟是怎样一个“本土”，这个要求是否符合现实或符合周围大多数人的意愿？

倘若符合，则这样的主张就绝不会是孤独的，大可以用更正当、更少争议的方法理直气壮地提出来，以体现自己的“更文明”，而非如旺角事件般招惹如此多的物议。

倘非如此，恐怕就要想想别的办法了，或者“树挪死、人挪活”，或者“此心安处是吾乡”，如今是地球村时代，天地如此之大，社会如此之多元化，无论改变环境，还是改变自己，相信都不是件太过为难的事——总比缘木求鱼更容易。（文章来源：南早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