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拿大菲莎河谷大学经济学教授陆丁撰文指出，特朗普经济政纲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其可能断送美国的繁荣，而在于推进繁荣后可能带来的长期环境成本。这篇文章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特朗普的竞选纲领中声称要让美国经济的年均增长率提高到3.5%以上，让美国“再度强大”。然而，数百名美国经济学家在竞选最后关头却发出公开信警告说特朗普当总统“将威胁到美国的繁荣”。所谓“特朗普经济学”离主流经济学究竟有多远呢?

吊诡的是，尽管希拉里克林顿和特朗普在政治理念上势如水火，双方在这场竞选中各自提出的财政政策上却有个 “共识”：都提出要在上台后积极扩张赤字财政。奥巴马当政期间，赤字财政已经相当庞大，把美国国债与GDP的比率从35%增加到70%以上。据估算，克林顿的财政方案将在未来十年内把国债比进一步推高到85%以上。而特朗普的方案则会使国债比上升到105%。

在花钱上，两个候选人都主张加大投资，维修更新老旧的基础建设。克林顿团队保证在五年内增加2750亿美元使基础设施投资恢复到经济衰退之前的水平。特朗普的基础设施振兴计划则更为雄心勃勃，要在十年内投入一万亿美元全面更新基础设施。

其实，过去这几年，多位主流宏观经济学家都大力主张采取更为积极的财政扩张政策，重振美国经济，甚至不惜增加财政赤字和大量举债。其中鼓吹最力者正是民主党的著名学者如布莱德(Alan Blinder，克林顿团队的经济顾问)、克鲁格曼(Paul Krugman，诺奖得主、专栏名笔)等人。这个主张建立在一个基本判断上，即美国经济至今仍然没有走出八年前那场经济危机的阴影。

表面上看，自从危机发生后，美国经济已经复苏扩张到第九个年头，失业率也从衰退时的9.6%降低到目前的5%左右，接近所谓自然失业率。但经济增长依然乏力缓慢。2015年实质人均GDP比危机前的水平高出仅仅3%，全职男性员工的中位数工资扣除物价后仍和四十年前差不多。复苏以来八年的年均GDP增长率只有1.8%，今年预计只能达到1.5%，远低于2000-2007年间2.65%和1981-1999年间2.26%的年均增长率。尤其是就业人数对工作年龄人口的比率只有56%，比危机前降低了4个百分点，相当于闲置了一千万人原本可以创造财富的生力军。

当经济成长低于其潜在趋势时，传统的凯因斯主义药方是采取积极扩张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八年前，正是因为全球各主要经济体协调政策，合力扩张，积极刺激总需求，才使世界经济避免了一场更惨重的灾难。不过这八年来，从欧元区到北美，经济增长疲弱，复苏步履蹒跚。各国央行利率一降再降，货币政策已经耗尽“弹药”，陷入了零利率的流动性陷阱;财政大扩张遗留下的公共债务烂摊子，仍待收拾。国际货币基金的执行总裁拉戈德(Christine Lagarde)指出，目前发达工业国的实质经济增长仍比危机前1990-2007的年均水平少了整整一个百分点，公共财政和金融体系风险重重，长期低迷的总需求已经伤害到供给侧的潜在生产力，企业削减产能，投资意愿低落，长期失业者技能生疏过时，心灰意冷不再求职。因此，她今年以来一再建议各国实施新一轮的财政扩张，投资基础施，以增长带动结构性改革，提升生产力。

拉戈德的主张和克鲁德曼等经济学家的主张不谋而合，都认为在零利率的条件下，积极的财政政策会有更大的腾挪空间，由于赤字财政所增加的公共债务负担是有限且可承受的。只要经济增长潜力发挥了，收入普遍增加了，将来财政状况就会改善，不愁这几年债台高筑。

其实，这种认为积极的财政货币政策不仅能刺激短期需求也可以促进长期供给的非主流理论早就萌芽。荷兰经济学家佛多恩(Johannes Verdoorn) 在半个多世纪前就曾推导出经济增长前景的改善会有助于现阶段生产力提升的因果关系。根据这个所谓佛多恩定理(Verdoorn’s Law)，积极的财政政策不仅能刺激需求改善短期就业，也会增进投资信心，促进生产力，提升长期供给潜力。这一理念启迪了后来的学者发展出“预期驱动的经济周期理论”，并提供了数据实证。

这些经济学的“新”观念，虽然仍有争议，但已经问鼎主流。根据这个观念，在当前经济长期低迷的形势下，加大财政扩张力度，大举投资基础设施，正是把美国经济恢复到危机前的长期增长趋势所必需要做的，是让美国“再度强大”的上策。

除了双倍于克林顿方案的财政扩张规模，特朗普政纲的另一大特色是全面削减个人所得税和公司企业所得税，并把现有的所得税率从七阶累进简化为三阶累进。尤其是把企业税率从35%降低到15%，将一举摘除美国在发达工业国中企业税率最高的“帽子”，成为税率最有竞争力的国家之一。用一次性的优惠税率(10%)鼓励美国企业将囤积海外的利润汇回国内，也有助于增拓民间投资来源，改善国际收支。大幅度减税意在激励工作和投资，这个供给学派的理念曾在八十年代里根执政时期得到实践，帮助美国经济摆脱“滞胀”困局，有效提升了生产力，开启接下来二十多年的繁荣，也造成了一大波国债的膨胀。据预计，特朗普提出的减税额规模会超过里根时期占GDP约3%的规模，将高达GDP的4%。加上特朗普打算取消简化产业规制，尤其是放宽对传统能源如煤炭和页岩油气开发的限制以及放弃美国在炭排放上作过的国际承诺，这些都会让他更容易重演“里根经济学”的增长绩效。

特朗普经济纲领中最令主流经济学家担忧的是他的贸易保护主义倾向。特朗普的经济顾问纳瓦罗(Peter Navarro)认为，只要消除美国年复一年的贸易逆差，实现贸易平衡甚至贸易顺差，就可以使每年的GDP增长加快一个百分点，创造更多就业。问题在于，根据宏观经济学基本原理，在赤字财政扩张、国内储蓄不足的情形下，用贸易保护来实现贸易和经常项目平衡，只是舍本逐末，难以奏效。因为财政赤字攀升意味着国债增加、推高长期利率，必然吸引资本流入来填补国内资金缺口，使美元升值，从而鼓励进口减少出口，增大贸易赤字，导致财政和贸易出现“双赤字”。美国的经常项目正是在八十年代初里根经济扩张时期出现庞大逆差，美国从此成为世界最大的债务国。从供给侧来看，以贸易保护主义的手段实现贸易平衡，必然搞乱美国产业的国际供应链，提高其生产经营成本，即使没有招致贸易对手的报复导致两败俱伤的贸易战，也会得不偿失，阻碍生产力的提升。

不过，正如著名经济学家罗杰克(Dani Rodrik)最近指出的，主流经济学界并不否认多年来产业贸易全球化给美国社会财富分配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也不认为历来美国主导的自贸协定都对本国有百利而无一弊。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全球化经济方略确有检讨修正的必要，特朗普代表了部分民意对全球化的抵制和反弹，也在某种程度上折射了主流经济学界对全球化的反思。

总之，特朗普经济政纲的真正危险，不在于威胁断送美国的经济繁荣，而在于推进增长繁荣后会带来的长期环境成本;“特朗普经济学”和主流经济学理念的差异，不在于要不要搞赤字财政扩张和调整外经贸关系，而在于如何实现贸易再平衡、避免贸易保护之害。作为一位注重实效的精明富商，特朗普能觉察到这些并做出明智的权衡抉择吗?(文章来源：FT中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