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3月31日，我们统计了2020年已上市的54只可转债，上市当天无一只可转债跌破发行价，如中签上市首日即卖出，平均收益20%左右。而2019年上市的107只可转债，上市首日卖出后的平均收益只有10%左右，其中破发率12%。”一位不愿具名的券商投资顾问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

虽然可转债的规模和量级与股票交易相比较小，但它的T+0交易，无涨跌幅限制，以及交易手续费低且无印花税等特点，促使可转债交易的投资热情在今年持续高涨。如今可转债却遭受着内外承压，一方面转股溢价率持续攀升，导致可转债的投资机会降低，另一方面定增的松绑也让主力资金流出可转债市场，而部分遭热炒的可转债则是遭到了监管部门的当头棒喝。

可转债遭遇定增分流

“2019年已发行可转债总规模为2413亿元，同比增长206%，二级市场上可转债总数量为190只，债券余额总规模为3374亿元，可转债数量和债券余额总规模都处于近十年来的最高位。我们预计2020年可转债发行量在千亿元级别。”这是光大证券在2019年底对可转债市场做出的预判，并认为在2020年可转债投资的多种收益中，确定性较强的是打新收益、正股涨幅带来的收益和转股价格下修的收益。

虽然可转债在今年收益水平与市场热度高涨，但《证券日报》记者查询东方财富choice数据发现，今年一季度可转债的发行规模约为500亿元，而去年同期虽然只发行了30只可转债，但发行规模却达到900亿元。与去年相比，今年的可转债发行数量虽多，但资金规模呈现萎缩状态，在今年上市的可转债中，只有东财转2的发行规模达到73亿元，其次是希望转债发行规模为40亿元，其他可转债的发行规模普遍在20亿元以下。

申万证券研究所首席市场专家桂浩明对《证券日报》记者表示，可转债规模降低的很大原因来自定增松绑。再融资新规于2月14日正式落地之后，目前已经有超过200家公司发布或修订定增预案，定增融资额也超过4400亿元，远高于去年同期水平。可转债的再融资地位存在被动摇的可能。

武汉科技大学金融证券研究所所长董登新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2017年至2019年是可转债的政策窗口期，因为这段时间定向增发受到了严格的监管控制，使得可转债成为公司融资的重要手段。然而随着今年再融资新规出台，定增市场已经开始回暖，这让可转债从再融资工具变为一些投资者眼中的炒作工具。

可转债投机遭监管层棒喝

“如果说前期可转债市场的暴涨和正股股价的走势具有关联度，是正股在可转债市场的投射，近期的一些信号却表明可转债的炒作迈向了更加夸张的阶段，开始脱离正股行情，自成体系。”上海迈柯荣信息咨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徐阳在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

徐阳认为，投资者对可转债的追捧，主要原因是可转债“债券+股票期权”的股债双重属性，这种可攻可守的特性在近期股票市场波动较大的行情下更加凸显其弹性。

然而正是这种“可攻可守”的天然特性，让可转债的投机炒作氛围越发浓厚。新天转债在3月16日创出单日涨幅95.51%纪录，在3月19日晶瑞转债换手率超过8000%、凯龙转债换手率也接近5000%，可转债市场频繁创造交易纪录。

对此，徐阳分析认为，可转债的炒作除了股市波动因素外，其T+0交易便利性和游资系统性参与，以及可转债套利的模式被越来越多投资者熟悉，都助长了投机风气，尤其是一些债券盘面较小，更容易被资金炒作扇动。

董登新说：“机构投资者更愿意参与定向增发，而且在融资规模上，定增融资的额度也远高于可转债。但对于中小投资者来说，他们很难参与定增市场，却可以参与可转债投资，纯债价值可以看作可转债的保底价，股价下跌时有纯债价值的保护，下跌幅度不会太深，而股价上涨时转债价格跟随上涨，如果碰到个股牛市行情，会有很不错的收益，导致可转债的投机属性越发明显。”

在3月20日沪深交易所点名关注转债市场以来，上交所将可转债交易情况纳入重点监控，对影响市场正常交易秩序、误导投资者交易决策的异常交易行为及时实施自律监管;深交所也表示对近期涨跌幅和换手率异常的新天转债、横河转债、模塑转债持续进行重点监控，并及时采取监管措施。

“目前来看转股溢价率不断扩大，转债性价比也在逐步降低，而基金是可转债增持量最高的机构，他们主要以中线投资为主，大多数基金不会非理性的投资高价格且高溢价的品种，中长期高性价比的转债投资策略才是基金的首选。”桂浩明认为，虽然当前可转债市场投机氛围较为浓厚，但其T+0等交易模式对整个A股有试验田的价值，因此交易规则轻易不会发生改变。

针对投机炒作行为，桂浩明表示，一方面是监管趋严打击游资炒作可转债，另一方面基金在可转债市场正发挥积极的引导作用，基金公司的价值投资策略能够促进可转债市场的稳健发展。见习记者 郭冀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