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清友说，供给侧改革是自2012年后多次探索试错之后才下定决心要干的一个事情。十八大之后提出三期叠加到新常态再到供给侧改革，按照1月4号权威人士访谈的说法，分别解决了怎么看、怎么干、主攻方向和总体思路以及工作重点的问题。化解过剩产能实际上在2012年以后一直在提，也有把化解产能过剩作为结构调整重要抓手的提法。但实际上因考虑到去产能将造成短期阵痛，决策层在2015年10月之前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有分歧的，显得犹豫不决，在政策执行上力度也不够。但2015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今年1月4日权威人士的访谈，彰显了中央的决心，里面有如“让僵尸企业入土为安”、“过得了初一过不了十五”等狠话，相信各位同事应该说已经十分关注这篇访谈。我们看到这些话以后感到很振奋，与我们之前的一些想法不谋而合。我们已经错过了2008年，实际上也错过了2012年到2013年的调整期，2016年确实不能再错过了，个人认为这是我们顺利推进结构调整最后的机会。

管清友认为，2016年将是挑战大于机遇的一年。今年是供给侧改革的元年，是政策落地、执行与实施的一年，也是风险释放的一年，资产价格剧烈波动，机遇与挑战并存但又大于挑战。亚洲金融期间，韩国大破大立，KOPSI指数跌幅超过50%、美元兑韩元汇率由1:800贬到1:1500、债券收益率也大幅飙升。如果中国供给侧改革发力，股债汇都面临一定调整压力。但韩国的经验也告诉我们，供给侧改革1-2年之后股债汇都将重获新生。

他认为供给侧改革将加快风险释放。实际上金融危机后，全球进入了去杠杆阶段，中国2012年也开始了一个去杠杆过剩，从房地产到非标，到股市，再到汇率，债券市场和创新相关的产业也面临调整压力。下一个要被动去杠杆的，一定是债券市场和庞氏融资。货币政策由维持低利率环境转向维持汇率稳定，给持续几年的债券大牛市带来去杠杆压力，过剩产能行业在供给侧改革中信用风险也将加速爆破。而与创业创新相关的很多产业，其实有一些庞式融资的现象，这些风险早晚将释放。

另外，供给侧改革需要兼顾需求管理，更需要认真严肃的讨论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问题。谈供给侧改革不能光谈经济，也要谈国家治理体系。这既有从制度设计上完善对食品、药品、环境的监管问题，也要强化在金融领域监管的专业化、协同化。过去一年，业内人士应该感触颇多，我也只能点到为止。长远来看，必须重新理顺央地两级政府的财税关系、治理关系。你懂的。简单说，我们不能用1.0版本的治理手段去管3.0版本的事情。

要广开言路、发挥智库的作用，改善决策机制。这不仅仅是一个决策科学化的问题，决策机制本身需要变化。各位同仁也上过很多折子，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主要不是取决于写折子的人，主要取决于看折子的人，关键看决策机制。要有好的氛围，让写的人敢写，说的人敢说，海纳百川，科学民主决策。

李鸿章曾经说“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侯”，戚继光说“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希望与各位同仁和广大学界智囊团、思想库在这样一个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背景下，一起继承和发扬古代士大夫的文人情怀，团结、合作，为中国的转型和民族的复兴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