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可平。 赵昀 澎湃资料

　　在10月28日召开的中国深化改革理论研讨会上，已担任14年中央编译局副局长的俞可平在会议现场宣布，经多次申请，他已获批辞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一职，将调任北京大学，担任新组建的北大政治学研究中心主任、讲席教授。

　　俞可平同时担任北大政府管理学院院长一职。

　　会后，俞可平接受了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的专访，畅谈重返母校北大后的学术安排与计划。

　　俞可平说，他有一种推动学术进步的强烈责任感，要“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民族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们中国现在特别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原创性思想理论。”俞可平对澎湃新闻说。

　　澎湃新闻：您请辞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争取多少年了？

　　俞可平：起码有三四年了。我一直希望能够辞去行政职务，回到大学做一个纯粹的教授。

　　我自己是北京大学培养的，是建国后政治学最早的两个博士之一。从那以后，我始终有一种责任感，这种责任到现在为止也没有减弱——就是要推动中国的政治进步和政治学研究。

　　这里的责任分两种：一种是对现实政治进步的责任，一种是对学术研究的责任。我在中央编译局，因为这是一个中央机关，所以更多的可能是想为推动现实政治的进步做一些自己的努力。

　　澎湃新闻：在中央编译局，您做了哪些努力？

　　俞可平：我参与了很多中央的重大决策调研和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

　　我发起的中国地方政府创新奖已有15年了，为推动中国政府创新和国家治理现代化做了不少努力。

　　另外，我还发起了中国社会创新奖，推动中国的民间组织和社会组织创新，鼓励它们为社会进步做贡献。

　　但我始终没有放弃学术这一块，所以我在北大一直兼任中国政府创新研究中心主任，也兼任着很多大学的教授职位，保持着国内大家认可的学术地位。

　　在政治学和国际政治学两个领域，我的学术影响力一直位列前茅。前天我看到上海交大发布的一个成果，说过去10多年中，在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我的文章的引用率也高居第一。我很高兴我一直没有离开学术界。

　　澎湃新闻：您为什么选择回到北大？

　　俞可平：我回到北大，最主要的是三个原因：第一，我有一种推动学术进步的强烈责任感。我觉得我们中国现在特别需要加强基础理论研究，要有自己的原创性思想理论。我们现在强调智库，但智库的基础是思想，“think tank”就是思想库。可是现在我们原创性的思想，特别是政治学的原创性思想太少，我们不要说在世界上有影响，在国内能够产生影响力的理论有多少？所以我想为我们的祖国，为我们的民族的政治学基础理论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第二，我有强烈的学术兴趣。我不会跳舞不会唱歌，从不去卡拉OK。这并不是说我没有兴趣，我有兴趣，兴趣就在学术。我每天睡6个小时不到，起来第一件事就是读书，做学问。我很高兴中央领导同意我回北大，这表示他们尊重我的兴趣，毕竟大学有更广阔的学术空间。

　　第三个原因，中央强调干部能上能下。我做了14年的副局长了，我做副局长的时候多年轻。我自己研究的是政治体制改革，了解一般一个干部在一个岗位上不得超过8年，我已经超过6年了，我应当带头能上能下。中央现在不是强调能上能下吗？我啥都不要，就想做个教授。

　　澎湃新闻：于幼军最近也赴中山大学任教了。

　　俞可平：我们是好朋友，有许多共同点。但这次与他不一样，他是退休，我是调动，我还有四年退休。我是真正地辞去所有行政职务。

　　澎湃新闻：之前您做过一些争取，各方面都有挽留？

　　俞可平：我四五年前就下决心回学校做教授，但2001年中央编译局新局长刚来，我不能马上走，应当配合他的工作。后来，中央派来一个新的中央编译局局长，我也不能马上走，我对中央编译局有感情更有责任。

　　澎湃新闻：您自己怎么评价自己在中央编译局的工作？

　　俞可平：我是一个乐观派，我们编译局内的同事对我都非常好，每次民主测评，都给很高的评价，对此我非常高兴和满足，也非常感谢我的这些同事们。

　　我认为，中央领导对我的关心爱护，让我有更多的时间做学术研究，对此，我特别感谢。

　　澎湃新闻：回到学术界，您不是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写更多的文章了？

　　俞可平：我回北大，将把研究重心从现实政治转向政治学基础理论和中国政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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