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东升：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

中美间关于TikTok在美业务的政治商业双重博弈终于要告一段落。根据目前的信息，字节跳动公司保住了对TikTok公司绝对控制权，TikTok是字节跳动的全资子公司，TikTok美国则是TikTok的全资子公司。

TikTok美国将其数据托管给美国的Oracle公司，并在电商业务上与沃尔玛展开合作。这样的一个结果，太平洋两岸的多数朋友都认为是超预期的，正如我在一周前的评论中所说，这说明中国政府和字节跳动公司在近期的一系列出招取得了效果，迫使美方做出实质性让步。

原本特朗普斩钉截铁说要全部出售不得推迟，后来又有传闻搞股权重组，但是从现在的结果来看，美国子公司的股权既不卖也不重组，仅仅是与两家面临传统业务瓶颈的美国企业展开数据托管和业务合作，而本以为能从中获益的脸书和微软据说都相当失望，颇有微词。

作为一个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我认为TikTok的这个案例，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企业该如何应对走出去所面临的国家政治风险问题，非常有启发。其核心议题，是共生与竞争的战略路径选择问题。

正如我一贯说的，市场的背后是政府对产权的保护和交易秩序的维护，古今中外并不存在一个无政府的有序而自由的市场。古代和近代历史上的世界市场(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一带一路沿线)，只要不处在某个帝国的掌控之下，就必然是混乱而低效的丛林状态：海盗横行、商匪一体、私掠成风。十九世纪中叶，欧洲人要打开中国的市场大门，靠的是船坚炮利和不平等条约。2001年的中国要打开全球工业制成品市场大门，靠的是向贸易伙伴让渡一部分自身产业和市场空间。到如今，中国的本土企业从制造业到互联网全面崛起，除了汽车产业等极少数例外，本土品牌不但能在中国国内市场上打败全球著名跨国公司，而且反攻到对手的本土市场去了。这个进程如此之快，大大超出了欧美白人的预期，也让那些崇洋媚外的中国文化人大跌眼镜。事实说明，中国人民很行。但当下的中国跨国公司面临一个巨大挑战：如何顺利地打开别国市场的大门？

当我们的企业进入到别国市场的时候，必然面对其本国企业的抵抗。最初是用技术和价格来抵抗，然后是用法律和专利来抵抗。如果这些都不管用了，为了活下去，他们就会往政治和安全上动脑筋，会诉诸产业安全、国家安全等借口来向其政府求助，利用非市场力量来压制乃至赶走中国竞争者。这样的策略虽然比较Low，虽然跟欧美政府一贯唱的自由市场高调完全相悖，但是到了产业生死存亡的时候，他们还讲什么体面？十多年前，深圳某著名硬件企业冲到思科公司的老家旧金山，在金门大桥上打广告去砸对手的场子，后者的反应升级过程就是上述路径。如今TikTok成功夺取了美国年轻人的时间和心智，脸书公司也不得不走了思科这条路。

中国政府目前还不具备用船坚炮利轰开美欧市场大门的军事力量；即便有一天有了这样的力量，中华文化传统和政治理念不允许我们做这样的“己所不欲”之事。那么跟美国谈自由贸易和双边投资协定行不行？就我所知，这十年来的情况是，中国很真诚，但是美国坚决不愿意。当年放中国进入WTO现在他们都很后悔，一为之甚岂可再乎？那怎么办？难道中国企业中国商品中国服务就只能在美国的墙外转悠了？TikTok的案例告诉我们，只要头脑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如果对方的国家机器不给我公平竞争的机会，那就用共生的方式来创造竞争的机会。

要想突破捕食对象的坚硬外壳，吃到其中鲜嫩多汁的肉，就不能蛮干硬干，而需要找到其相对脆弱的突破口。打个比方，你个子长得太快饭量太大，自己家的饭不够吃了，不得不去别人家里抢他们家傻儿子的饭吃，傻儿子一哭闹，他家老爹自然要用大棒子赶你。如何才能顺利地登堂入室？你跟他们家的小儿子交了个朋友，许诺要教他中国武术从此不怕流氓欺负，还跟他们家小女儿眉来眼去暗通款曲，于是被视为贵客奉为座上宾。短期内，这家的小儿子和小女儿也许会获得某种实质性或者心理性的好处，但是他们其实是牺牲了那个傻儿子的利益。中国当年的开放过程，曾经被外资用这招绕过了政府的产业保护，如今我们花样翻新手段升级，师夷长技以制夷。TikTok通过与Oracle和沃尔玛的战略合作达成共生关系，绕过了美国政治为其本土产业提供的保护之墙，获得了在美国市场生存发展的资格，其发展最终必将以某些美国本土互联网企业的衰败为代价。在美国本土互联网企业的眼里，Oracle与沃尔玛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

此事上升到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层面，就是我多年来一直说的，共生优先于竞争。

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后，美国股市大跌，道琼斯指数曾经跌到6000多点。我计算过，当时如果拿出中国外汇储备的一半，中国外管局就可以成为美国所有全球五百强大公司的第一大股东。而且，在股市暴跌的恐慌过程中，中国官方投资基金买入其股票会被视为“白马骑士”的救市者而不是门外的野蛮人。所以我当时在多个场合呼吁应该在全球市场极度恐慌的时候展示出我们的勇气和责任感，不计短期损益买入其股票，并公开宣布仅作为财务投资者派出董事或者监事而不谋求控股或者运营权力。此观点后来收录进拙著《中国为什么有前途》2009年写作的第一版对外资本输出一章中，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主张未能成为政策。试想一下，假如2008年的恐慌期我们用一半外汇储备实现了与美国大企业界的广泛而深入的共生关系，假如我们带着白马骑士的善意向困境中的几百个美国大公司派出了上千位中方董事监事，假如这些资方代表与美国的商界政界精英形成了深厚的友谊和信任，那么过去十年的中美关系将是多么稳定多么和谐！与之相比，股票账上的数万亿美元盈利根本不重要。回想起来，每每觉得可惜可叹。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这次TikTok公司在中国政府和外部股东的共同努力之下，获得了一个不错的阶段性胜利，值得庆贺。更值得中国政府和产业界重视的是，这个案例为中国跨国企业在全球的攻城略地提供了不同于以往的新思路：先共生，再竞争。刚柔并济，才是逆全球化时代拓展市场空间的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