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段时间，从宏观数字上和企业层面的感觉上，人们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困难时期，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会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在2009年的强劲反弹后，经济这么快就失去了增长的动力? 如何看待这一现象?我们需要怎样去应对?这是今天要讨论的主题。
一、告别旧模式
中国经济目前所面临的困难来自于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经济的下行主要是结构性的，而不是周期性的。常规的经济景气循环三年繁荣，三年平平，然后一、两年的衰退，再进入下一个繁荣期。现在的中国经济可不是这样简单的周期波动，不要以为熬个一年半载的就可以自动恢复，长期积累的结构性问题集中爆发，就像病菌不断繁衍，超过了人体免疫系统能够抵御的临界点，人就病倒了。
看上去经济增长的骤然减速是外因造成的，实际上外需的萎缩只是诱发因素，而不是根本原因。根本的原因是我们自己的经济结构出了问题，而且这些问题是系统性的和体制性的，宏观政策解决不了这样的问题，无论政府采取什么措施刺激需求，经济都不可能复苏，只有当重启改革时，我们才能看到希望，因为只有通过改革，才能转变增长模式，才能改正日趋严重的结构性失衡。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它的潜力已被耗尽，强弩之末，不透鲁缟，这就是我们面前的尴尬现状。为什么说是强弩之末?原因是多方面的，限于时间，我今天只讲两个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因素。
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有两大基础，第一是企业的低成本扩张，第二是巨大的市场需求。
作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低成本一直是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由于成本低，企业可以在迅速扩张的同时获得可观的盈利，再用利润去投资，进入新一轮的扩张。从宏观层面上看，企业的低成本扩张可以吸收从农业转移过来的富余劳动力，创造足够的就业机会，保证社会的稳定。
第二个基础是巨大的市场需求，起码是足够的需求，吸收和消化投资所形成的产能。如果企业仅仅是高投资、低成本地进行扩张，找不到相应的市场需求，部分甚至全部投资就无法回收，企业发生亏损。如果投资资金来自银行贷款，企业的亏损就会转化为银行坏账。在过去的十年间，企业之扩张速度如此之快，投资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产能形成如此之迅速，但没有出现过剩产能的问题，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的银行坏账，就是因为还可以找到尚未饱和的市场，看上去似乎是无穷大的市场需求支持了企业的低成本扩张，支持了投资的高速增长。
现在这两个基础都不存在了，或者更准确一点讲，这两大基础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很快都将不复存在。没有了这两个基础，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就无法持续，若不转变增长模式，经济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下滑。
成本永久性上升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扩张
成本包括无形的和有形的，大致分这样几类：原材料和能源成本、劳动力成本、土地成本、环境成本、以及技术成本，这些成本都出现了永久性的上升。
第一，原材料和能源低成本优势不复存在。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国内能源和原材料的供应都跟不上了，我们不得不在海外市场采购原材料，从海外进口能源，特别是石油，原油进口超过了国内消费的50%。石油、铁矿石、粮食、棉花等大宗商品，由于进口量大，现在中国需求已成为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的两大推动力量之一，另一个是美国的货币供应。凡是中国经济传出好消息，经济增长速度高的时候，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一定涨。这就是大家所熟知的，中国人买什么，什么就涨;中国人卖什么，什么就跌。
中国需求足以影响世界市场的价格，于是我们陷入了一个悖论：中国经济要保持高增长，国际大宗商品价格就一定会继续上涨。最近大宗商品价格为什么回落?因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放慢，原油价格下来了，铁矿石价格也下来了。
自从中国融入世界经济，依靠国际市场来满足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就上了一个历史新台阶，价格将来会波动、回落，但是已无法回落到中国加入WTO之前那样的水平。我们的企业将面对总体趋势是上升的能源、原材料价格，因为中国的需求实在太大了，不仅国内供应无法满足，连世界都感到难以满足。
第二，劳动力成本水涨船高。随着经济的增长，随着老百姓生活水平的提高，劳动力成本也呈现趋势性、而非周期性的上升。
讲劳动力成本，首先要介绍发展经济学的一个概念--“刘易斯拐点”。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在早期工业化的进程中，可以从农村吸收大量的廉价劳动力，而廉价劳动力可以使企业迅速地积累资本，因为劳动力成本低，企业的利润就比较高，利润积累转变成资本，完成一个国家工业化。等到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向工商业的转移基本完成以后，形势就会发生根本的改变。乡村廉价劳动力供应接近枯竭，“刘易斯拐点”就到来了，今后工业、商业、城镇经济要发展，就要在城镇地区招收工人，就不得不提供更为优厚的薪酬和福利。
至于中国是否已经到了甚至过了“刘易斯拐点”，学界有不同的看法。我个人倾向于认为，“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劳动力成本将摆脱缓慢上升的长期趋势线，呈现出加速上升的势头，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现实。
计划生育政策使低成本劳动力变得更加紧缺，每家一个孩子的政策人为降低了青壮年劳动力的供应，“刘易斯拐点”因计划生育政策而提前到来。最近有很多学者在呼吁，取消计划生育政策，我非常赞成。但是计生委不同意，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还要计生委干什么?如果没有计生委，多少人要失业!超生罚款的收入也没有了。现在政府的既得利益在阻碍着政策的调整，阻碍着制度的改革。
社会问题是推动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另一因素。我们知道沿海地区招工难，提高工资也招不到人，能招到的大多是40多岁以上的，少有20-30多岁的工人。为什么?因为农民工的二代不愿意再过他们父辈那样的生活。中国的流动人口有2.3亿，平均每人每年回家的次数不超过2次，夫妻分离，父母和子女分离，他们没有正常的家庭生活，农村老弱病残留守。
过去60年的经济建设，前30年靠工农业“剪刀差”，剥夺农民，积累工业化所需的原始资本。后30年靠农民工，靠农民工牺牲他们的正常生活。我们欠中国农民的实在太多了。现在农民工的下一代不愿再过他们父辈的生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后果就是没有廉价劳动力可以利用，低成本扩张的模式碰上了无法克服的障碍。
第三项成本是土地。低成本的土地也越来越少了，土地的价格越来越高。
土地成本持续上涨的原因更多是制度性的，暂且不论制度是否合理，在短期内看不到改变的迹象，只要现有的体制不变，土地价格以及大家非常关心的房价就会继续上涨。无论对个人还是对企业来说，毫无疑问都是成本的增加。
为什么土地成本会继续上涨呢?原因在供给这一方。政府垄断了一级市场，“18亿亩红线”不许碰，再加上土地财政，造成了土地供应的刚性，供给不能随着需求的增加而增加，价格上涨就是必然的结果。需求来自于哪里?城镇化、人口和收入的增加。中国的城镇化远未结束，无论是商业用途还是居住，都需要开发更多的土地。随着老百姓收入的提高，改善居住的需求和投资的需求都在上升，供给跟不上的话，价格当然还会上涨。
我经常讲一句话，中国的楼价和地价不应该这么高，但是还会更高。这是两类不同性质的问题，应然问题和实然问题。应然讲的是应该怎样，实然说的是实际上会怎样。中国国土面积这么大，可利用的土地这么多，农业的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完全可以拿出更多的土地盖房子，而且盖楼房也不需要太多的土地，地价和房价本来不应该这么高。但在现有的制度下，土地供应被人为地压缩，地价和房价还会更高。
第四项是不断增加的环境成本。环境成本曾经是无形的或隐性的，现在正在很快地显性化。过去企业投资扩张，可以忽略环境成本，现在不行了。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告诉我们，民众对环境污染的容忍已到了极限。从厦门、大连开始，到最近的什邡、启东，给了我们非常清晰的信号：以牺牲环境和民众的健康为代价来追求GDP，这条路走不下去了。环境成本过去由民众来承担，民众权利意识的兴起使这项隐性成本迅速显性化，现在要由企业和政府来承担，起码是分担。
我想再强调一遍，在上面提到的几项成本中，除了大宗商品有可能随着经济周期的波动而发生波动，其他大部分成本的上升是永久性的，而非周期性的。不要幻想这一段高价过去之后，会有一个低价时期的到来，不会有的，企业不能再靠低成本进行扩张。
即使西方经济恢复，外需也不可能达到2008年前的强度
除了成本，市场的制约也使投资驱动的增长模式难以为继，你再投资，形成更多产能，生产更多的产品，卖给谁呢?市场在哪里?中国的人均GDP居于世界平均偏下水平，但产能有多少个世界第一?钢铁生产能力世界第一，水泥、玻璃、电力、煤炭、电视、冰箱、手机……，生产能力和国民购买能力严重地不匹配。
供大于求、国内购买力落后于供给能力的种种迹象早就出现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我们曾经是短缺经济，改革开放极大地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短缺经济很快转变为过剩经济，到2000年前后，国内市场已无法消化日益扩大的产能。幸好我们在2001年加入了WTO，延长了投资驱动增长模式的寿命，出口暂时掩盖了过剩产能问题，我们靠海外市场维持了七、八年的高增长，直到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从数据上看，2001年出口出口占GDP的22%，到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这一比率上升到36%。可以说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的增长主要依靠海外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已经饱和了。
金融危机之后，外需退潮，国内过剩的产能水落石出，过剩到什么程度?我们拿不到准确的数字，各个行业也不一样，总体上大概有20%~30%左右吧。随着经济的下滑，产能的闲置比率会进一步提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