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景俊美(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文化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梳理中国文学史，郁达夫是一位不得不提的人物，在他的文学人生中，展现出了真诚与率性、炽热与冷静交织的矛盾特点。在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浙江话剧团出品)中，编剧林蔚然在把握郁达夫这个人物形象时，精准而细腻地勾勒出三条线：一是文学，二是情感，三是革命。经由这三点铺陈而来的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也在戏剧舞台上呈现出独特风貌。

聚焦郁达夫，我们要首先从文学的角度展开讨论，没有郁达夫开创的浪漫主义抒情体加自传体小说之先河，今天大概没几个人会知道“郁达夫”其名其人。因此，文学是构成郁达夫的基石，也是我们认识郁达夫的窗口。但是郁达夫的文学作品越丰富，其舞台提炼就越艰难，这考验着编导的才情与智慧。

在《郁达夫·天真之笔》中，编剧充分展现了郁达夫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他在小说、诗歌、散文和日记体中的造诣。“秋天，无论在什么地方的秋天，总是好的”“朝来风色暗高楼，偕隐名山誓白头。好事只愁天妒我，为君先买五湖舟”“醉眼蒙眬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盲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他所写下的每一笔都那么真诚，凝聚在一起是一片诗心。

导演李伯男的二度创作也为该剧锦上添花。栈道，是江南之景的提取，又是舞台上不同空间得以自由转化的支点。竹帘，是幕布和景墙，又是文字书写的载体与心志的投射。因为这种里外互动、精神与物质的完美相依，使得该剧的艺术语汇既丰富又纯粹、既简洁又充满张力。

《郁达夫·天真之笔》讲述了郁达夫的三段情感，分别代表世俗之爱、理想之爱、纯洁之爱。除了爱情，他的人生还展现了与文学同人的友谊。比如，提“创造社”，必然离不开郭沫若;言私人交情，又一定绕不开鲁迅与许广平。还有孙百刚、成仿吾、郑伯奇与诸位青年学子等，他们一起构成了全剧中郁达夫人生路上的多维棱镜，照射着他那丰富多变的思绪和“孤冷得可怜”的灵魂。从郁达夫整个人生经历看，他的情感看似是一种自我体验，实则映射着时代大背景下人性和民族的缩影。他的一些看似滑稽的行为，总是渗透着浓烈的“情”味。该剧的独特，正在于对人物情感精准又细腻的深描，话语背后隐藏着深沉的思考。

郁达夫是一个性情作家，更是一位抗日志士。他的短篇小说《沉沦》曾以惊世骇俗般的巨浪，涤荡着固守传统的中国人。抛开时代言个体，与抛开时代评文学，都很难得到较为全面的结论。《沉沦》的意义在于，那个忧郁的、总是自我否定的“中国留学生”的终点，恰恰正是我们思考文学的起点，是作家用手中之笔，开拓文学疆土、唤醒麻木心灵的一种精神。郁达夫的作品和他的人一样，看似散漫中渗透着革命和批判的“内核”。

移居南洋之后，郁达夫更是以纸笔为武器，一如既往投身抗日宣传工作。他隐姓埋名，利用商人身份多次营救爱国志士，延续了他在文学上、情感上的“真”，彻底实现了想“我”所想的、做“我”想做的“率性”，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

舞台上，“文学”的展示或渗透在演员的道白与对话之中，或隐退到幕景的提示之上。对郁达夫“情感”的描写则主要镌刻在人物的关系之中，交织在戏剧的结构之内，加之音乐的烘托、灯光的渲染，与观众构成了最紧密的张力。相对而言，对“革命”的讲述是沉潜、安静的，甚至在郁达夫生命最后一刻的“停顿”，也展现了其革命斗争的一面，它恰恰是郁达夫一生的底色。因此，郁达夫在反法西斯斗争中作出的伟大贡献，是他作为一名中国人的天然选择，这也是无数个中国人的天然选择，而正是这种天然的自觉，汇聚成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磅礴之力。

话剧《郁达夫·天真之笔》对郁达夫的评价有别于一般是非、对错、好坏的二元论，而是进行了更高维度上的思考，不仅中肯地书写了郁达夫真实的一生，而且延展了郁达夫的精神表达，让观众在欣赏艺术的同时体会到郁达夫的精神，在“美”的熏陶中看到了民族的未来。

《光明日报》(2023年08月16日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