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国如何打破美国“国际秩序”定义权
来源:和讯网 发布时间:2015-12-23 08:36:01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郑永年撰文指出,国际秩序的变迁和国内秩序的变迁道理是一样的,即既得利益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只有到了新的利益形成,对既得利益产生足够压力的时候,旧的秩序才会发生变化。中国可以和这些中等国家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从而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信心,继而对其产生压力。在面临足够大压力的时候,美国才会转变。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近代以来,在构建现存国际秩序的过程中,西方尤其是美国扮演了主导角色,因此也一直拥有国际秩序的定义权。

美国的这种定义权一直在影响和主导着美国和其他大国的关系。什么叫“国际秩序”?什么叫“区域秩序”?“区域秩序”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所有这一切似乎都是美国说了算,其他国家只能跟着美国走。一旦美国认为其他国家偏离了其所定义的国际或者区域秩序,美国就会以为这些国家是在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如果是美国所不能接受的,就会加以施压或者打压。

在国际责任方面也是这样。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一些大国,也在竭力承担自己所定义的国际责任,但美国不以为然。如果其他国家所认同的国际责任和美国所定义的不一致,就会遭致美国的压力。对美国来说,其他国家承担国际责任,就是向美国负责。

实际上,美国的这种定义权也一直延伸到其他国家的内部秩序。西方是近代“主权国家”概念的发源地,从原理上说,这个概念意味着,主权国家一律平等,任何国家不得干预另一个主权国家的内政。但在实践层面则相反,西方的主权国家有强大的动力,去“同化”其他建立在不同文明和文化之上的“主权国家”。

美国要把其所认知的“人权”和“自由”秩序延伸到其他国家,并且美国也非常随意地从自己的意识形态出发,去界定其他国家的性质,民主、专制或者其他的。对美国不认同的内部秩序,美国会想方设法去改变甚至推翻它。多年来,美国各种政治势力在其他国家推动各种“颜色革命”,其目标就是要改变其他国家的政权。

美国掌握了定义权,也就是说,不管在这些方面美国采取什么样的国际行为,总能向其人民或者国际社会证明其合法合理性。国际秩序的定义权是美国外交软力量的核心部分。无疑,定义权包含着深刻的道德意涵,这种道德意涵证明着美国的行为,甚至是战争的“正义”性质。

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在这方面处于非常不利的地位。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情况不可避免。近代以来,西方塑造国际秩序,其话语权也很自然占据主导地位。基辛格博士著《国际秩序》(World Order)一书,有三点关于国际秩序的观点值得注意。

第一,世界上从来就不存在一个秩序,而是多个秩序共存的,无论是建立在宗教之上的秩序,还是帝国,或者后来建立在主权国家之上的秩序。

第二,每一个文明都有其自身的不同于其他文明的国际秩序观。因此,一个文明崛起而占据主导地位了,其国际秩序观必然影响其所建立的国际秩序。

第三,自近代以来,西方所建立的国际秩序一直占据主导地位,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其他地方。不过,尽管西方主导世界是一个事实,但这并不意味着西方的秩序是唯一的秩序。各个区域都在出现不同形式的区域秩序,对国际秩序产生影响。

非西方世界“自愿”接受界定

西方国际秩序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另外一个原因,在于非西方世界的“自愿”接受。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界定的国际秩序,主要出于几个因素。

第一,出于利益因素,即接受西方定义的国际秩序或者处于这个秩序之下能获得很多利益。

第二,即使不满意这个秩序,但既没有力量挑战这个秩序,也没有力量建设自己所认同的秩序。

第三,即使有力量挑战,但找不到有效的替代秩序。前苏联在这方面做了很多努力,但以失败告终,原因在于没有有效的替代秩序。

非西方世界接受西方所定义的国际秩序,还有深层次的思想根源。二战之后,很多国家独立了,但只是领土的独立,各方面的精英人物的思想和思维是被西方“殖民”的。

中国在过去30多年来迅速崛起,开始对区域甚至世界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有评论家认为,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这可能简单地把美国主导世界的逻辑置于中国之上。

但诚如基辛格所言,中国必然要对21世纪的国际秩序产生巨大的影响,甚至重塑现存国际秩序。不过,在这方面,中国面临巨大的挑战,主要是要处理自己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

在中国和现存国际秩序的关系而言,有几个方面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第一,中国的崛起是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的崛起。中国实行开放政策,把自身融入到现存国际体系内,并在这个体系中获得很大的利益。第二,中国在这个体系内部扮演着越来越大的作用,已经具备足够的能力重塑这个秩序。第三,中国也具有了足够的能力来倡议或者建设新的区域秩序。

这三方面的因素都在影响着中国和外在世界的关系。现在的情况是,尽管中国是第二大经济体,在世界经济秩序中举足轻重,中国需要更多的国际空间,但现存秩序(作为既得利益者)并不愿意提供。例如中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面的权限,就因为美国国内因素而受到极大的限制。

在这样的情况下,无论从增进自身的利益(可持续的发展),还是从履行更大的国际责任的角度,中国有必要利用自己所拥有的能力去倡议和构建区域秩序,例如“一带一路倡议”、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和金砖国家银行等。但中国的这些努力,又被美国定义为要取代和挑战现存国际秩序,往往导致中美之间关系的紧张。

面临这种局面,中国必须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美国的国际秩序定义权。被动的回应阶段已经过去,因为经验表明,被动的回应做得最好,也已经远远不够。要在互动回应,中国至少可以做三方面的事情。

第一,中国要继续在现存国际秩序内部扮演一个重要角色。中国并不是现存国际秩序的革命者,而是改革者。中国无意把激进的变革引入现存国际秩序,而是要在内部和其他国家共享国际空间。这一点非常重要。不管怎么说,现存国际秩序是中国和其他国家互动的平台。实际上,中国一直在追求现存国际秩序的改善。

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

第二,中国需要构建自己的国际秩序话语,这个话语要说清楚两方面的事情,即一方面说明中国为什么要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另一方面说明这些新的区域秩序和现存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中国开始倡议新的区域秩序具有多方面的因素,例如具有了这方面的能力,实现内部可持续发展,承担更多的区域责任来谋求区域的共同发展等等。不过,中国必须向外界(美国)表明,这种所构建的新区域秩序,并不是要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补充。

实际的情形也如此,中国所建设的AIIB不是要取代世界银行和亚行,而是承担诸多世界银行和亚行不能承担的责任。即使从长远来看,中国所建设的区域秩序具有了国际影响力,中国也无意取代现存国际秩序,而是作为另一个选择。中国是通过开放的方式(也即开放的区域主义)来建设区域秩序的,这个条件本身就使得区域秩序表现为开放性、参与性和国际性。

如果能够从话语层面,把这些说清楚,中国所面临的压力就会小一些,少一些。不过,话语与其说针对美国,还不如说是针对其他国家。中国现在所面对的美国,尽管处于相对衰落状态,但很难调整其意识形态,要继续维持其霸权地位。

中国尽管没有要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但中国的一举一动都会被美国视为是在挑战美国。这么多年来,尽管中美两国的合作空间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但两国的政治信任程度仍然很低。这和美国恐惧中国的心理紧密相关。因此,中国如果要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管控好美国复杂的心理非常重要。

第三,在建设新秩序的过程中,中国要和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国建立更为紧密的关系,从而化解美国的阻力。建立新型大国关系至关重要,因为这是一个关乎战争与和平的大问题。不过,如果从正面做受到美国的抵触,便要迂回进行。

从AIIB的创始和发展来看,中国是可以通过开放的方法,来找到其他更有效的途径。AIIB之初,就遭到美国及其盟友日本的强烈抵制,但在英国加入AIIB之后,其他西方国家纷纷加入,从而也促成了美日转变态度,至少没有那么反对了,并且包括世界银行和亚行在内的国际机构,也转变而持合作态度。

就是说,中国可以从英、法、德、加拿大等中等国家入手,来促成美国的转变。今天,这些中等国家有几个基本特征。

第一,它们和中国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尽管中美两国之间也没有直接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但一方面是因为美国的国际野心,另一方面因为美国的同盟关系(日本、菲律宾等),中国和美国利益的冲突是显见的。第二,这些国家已经没有很大的国际野心,要在国际事务上扮演重要角色。很多年里,外交事务已经不是这些国家的重要事务。第三,这些国家今天关切最多的还是国内的发展,尤其是经济发展。第四,这些国家尽管有时也讲“人权”之类,但这是虚的一面,实的一面是国际经济活动。第五,这些国家都不会放弃中国的巨大市场,都希望和中国深化经济关系。所有这些特征,使得中国和这些国家可以找到更多的共同利益。

国际秩序的变迁和国内秩序的变迁道理是一样的,即既得利益不会放弃自己的利益而进行改革,只有到了新的利益形成,对既得利益产生足够压力的时候,旧的秩序才会发生变化。中国可以和这些中等国家发展具有实质性的关系,从而增加美国对中国的信心,继而对其产生压力。在面临足够大压力的时候,美国才会转变。国际政治是很现实的。(文章来源:联合早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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