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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全球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发生的频率、强度显著增加，复合型极端气候事件更易发生。对于全球经济而言，气候变化无疑是巨大的“灰犀牛”事件。它与其他传统风险发生种种关联和作用，形成新的复杂性更高的风险，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的“风险倍增器”。

目前，全球超过36亿人面临水资源短缺危机，约23亿人面临中度或重度粮食不安全状况，这些生存危机都与气候变化息息相关。同时，许多国家正处于能源转型关键时期，极端高温天气导致用电需求大增，也严重影响可再生能源发电能力和电力基础设施运行。日益严峻的高温热浪、洪水干旱、海平面上升、气候敏感性传染病等事件，还从多维度损害人类健康、降低劳动生产率。

对于气候变化造成的种种风险及其给全球经济带来的巨大挑战，有经济学家曾用“气候赌场”来作比喻。医学杂志《柳叶刀》发表《2022柳叶刀人群健康与气候变化倒计时报告》指出，与20世纪50年代相比，现在受极端干旱事件影响的土地面积增加了约30%。2021年，由于极端高温，人类几乎损失了5000亿小时的工作时间，减少了粮食供应和收入，相关的经济损失约为7000亿美元。今年，除了地缘冲突因素，各类极端天气也在全球多地引发能源危机和大停电，一些国家主要河流干涸，进一步阻碍原材料、能源和粮食等大宗货物流通，令疫情下的全球经济雪上加霜。

针对气候和经济之间的复杂关系，气候变化经济学成为一门新兴学科，并日益受到关注。该学科的主要任务是利用经济学工具来权衡不同温控目标下的气候损失，并与减排所需投入的成本相比较，从而确定适当的减排目标和路径。日前，《自然》杂志上一篇论文称，每吨二氧化碳排放的社会成本约185美元。尽管此类估算的准确性有待验证，但体现了综合运用经济手段应对气候问题的思路。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气候经济学家诺德豪斯所强调的，正因为碳排放的代价没有被明确和量化，才导致排放不断加剧、气候不断变暖，因此确定碳价格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较于一般的环境问题，气候变化的影响范围更大，涉及的行为体更广。如果某个国家主动减排，减排成本由本国承担，减排成果由全球共享;如果增加排放，排放成本由全球承担，排放收益则由本国独享。要解决这一矛盾，必须依靠有效的国际协调机制。在《巴黎协定》指导下，世界各国在不同程度上确定了国家自主贡献目标并设计了激励机制，其中数十个国家已经采用碳税或碳交易等市场工具进行减排。然而，全球现阶段已有行动与整体温控目标还存在显著差距，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亟须获得更多资金、技术和建设能力方面的支持。国际社会应进一步促进气候投融资与国际协调，共同对冲已经迫在眉睫的气候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