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边界问题悬而未决，中印之间的争端几乎是周期性出现，并往往导致局势变得很严峻，就像这次这样。

环球时报：

您说过面对中国，印度有“无辜受害者”心理，这是1962年以来很多印度人心中一直存在的阴影。这种阴影为何挥之不去?

马克斯韦尔：

印度的这种心理是战争失败带来的屈辱感导致的。印度带着必胜的信念在1962年与中国开战，但仅仅一个月就美梦破碎，招致颜面尽失的彻底失败。这给印度政界带来深深的伤痛，以致在印度的政治精英中演变为长期难以愈合的心灵创伤。这种伤痛又促使印度人渴望复仇，寄望于在与中国的第二次战争中获得胜利。这种精神上的妄想已经成为印度政治中极为危险的因素，特别是在军方。与中国有过作战经历的老一代印度军人都明白当年是印度挑起了与中国的战争，但印度的新生代军人对此一无所知，他们甚至寄望通过对华战争一雪前耻。

当年的战争结束后，很多印度人和我谈起对那场战争的看法。尼赫鲁政府告诉他们的人民，是中国对印度发动了突然、无端的侵略，印度被中国“从背后捅了刀子”。这种说法完全站不住脚，不过是尼赫鲁用来掩饰失败编造的借口。尼赫鲁应该为战争负责，是他将印度推向了与另一个军事上更强大国家的战争，结局必然是失败，但他为了保住自己的政治地位又不肯承认这一点，只能通过谎言来隐瞒真相。所以，印度的政治精英都被欺骗了。

当年西方为何偏听偏信?

环球时报：

您的《印度对华战争》一书被视为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的权威之作。但西方主流社会的立场好像站在印度一边，为什么会这样?您的书当时及之后受到很大质疑吗?

马克斯韦尔：

在那个年代，尼赫鲁和刚独立的印度在西方受到普遍的高度尊重。而且，美国和许多西方国家并不承认新中国的合法地位，当时占据联合国合法席位的是台湾的国民党政府。所以，当印度宣称遭受中国侵略时，西方媒体都选择相信印度。

我当年在报道中印边境战争时的立场同样是偏向印度的，我的书实质上是坦承了自己所犯的错误。当我意识到在报道中抨击中国很可能有失偏颇后，我返回英国，在伦敦大学潜心研究中印边界问题，研究结果证实我以往对中国有偏见。我的报道犯了严重错误，而我的书就是对错误的纠正。

我的书出版后，几乎立刻就被西方世界所接受，西方国家如同醍醐灌顶一般，突然意识到它们被自己对尼赫鲁政府的同情心和偏爱误导了，印度在国际上树立的所谓“受害者”形象开始坍塌。

所以，周恩来总理对我的书给予高度评价，他还为我的书亲笔写了留言(“送给尊敬的内维尔·马克斯韦尔先生 周恩来 一九七三年二月四日 于北京”——作者注)。这本书几十年来我一直珍藏着，成为我珍贵的纪念。但这本书的出版也使我成为印度的敌人，有8年时间我被印度禁止入境。那些年如果我进入印度，一定会被逮捕入狱。

2014年，我在互联网上曝光了《亨德森·布鲁克斯报告》(该报告1963年由中印战争时的印度陆军中将亨德森·布鲁克斯和时任印度军事学院院长巴贾特准将联合撰写，分析了印度在1962年中印战争中失败的主要原因：时任印度总理尼赫鲁的“前进政策”、军队毫无准备和断定中国不会开战的战略误判——作者注)，请不要问我是如何获得这份报告的，今天印度政府依然未解密这份报告，但人们可以发现，报告内容已经成为我书中观点的强有力佐证。

环球时报：

中印边界锡金段已由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划定。印度独立后，印度政府多次以书面形式予以确认。但此次印军越过锡金段边界线，进入中国境内阻挠中方修路，并称中方施工影响到其西里古里走廊的安全，您对此有何看法?

马克斯韦尔：

那段边界已经在1890年划定。这次是印度军队入侵中国领土，中国政府的激烈反应完全可以理解。西里古里走廊距离中方工地100多公里，印度的借口难以服众。但我认为这场对峙迄今为止并非特别重大的事件，尚不至于引发中印两个大国间的又一场战争，因为双方都无意开战。1962年以来，中印在边境地区多有对峙事件发生，但幸运的是没有爆发大规模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