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问题观察员文昊认为，越来越多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再度遭遇“逆风”，接下来的走势不容乐观。这一观点值得关注。

越来越多迹象表明，世界经济再度遭遇“逆风”，接下来的走势不容乐观。

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发布报告表示，随着中国及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增长放缓继续影响全球经济，未来两年全球经济增长仍会乏力。

穆迪预计，2015至2017年二十国国集团GDP平均增长率为2.8%，仅比2012至2014年增长率高0.3个百分点，而低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5年里平均3.8%的增长率。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近日也发布经济展望报告，预计2015年全球经济增长率仅为2.9％，尽管2016年和2017年全球经济增速将回升至3.3％和3.6％，但整体来看下行风险有所加大。

全球金融领域当中，许多重要指标都在发出下行的警告，甚至有些专家认为，厄运已经到来。

首先是不可持续的债务。2007年以来，全球债务总规模不断膨胀，增幅累计达到57万亿美元。债务的年复合增长率为5.3%，大大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在新兴经济体，债务翻了一番，而在发达国家，增幅只是三分之一多一点。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曾经说过，金钱是连接我们与未来的链条，意思是说，人们现在怎样使用资金，其实是反映了人们对未来可能发生事情的判断。

事实是，2008年危机以来，人们让信贷的扩张速度大大超过了经济本身，而这种做法只有在一种前提下才能说是合理的，那就是人们相信，未来会比现在富有得多。

今年夏季，国际清算银行指出，一些大经济体的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都急剧上扬，这严重脱离了历史常态。

在中国、亚洲其他国家和巴西，私营部门借贷都急速膨胀，让国际清算银行的风险仪表盘亮起了红灯。在三分之二的情况下，这种红灯警报发出后三年内，会发生重大的银行危机。

债务之所以会增长如此迅猛，最根本的原因还是2009年以来各央行创造出的12万亿美元免费或者至少是廉价的资金供应，再加上接近于零的利率。当资金的真实价格接近于零，人们最自然的反应就是能借多少就先借多少，其他的以后再考虑。

再来看看各种真实物品的价格。油价首先崩溃了，从2014年中的每桶110美元直线降至现在的49美元，其间的小幅反弹被证明都只是插曲。接下来是其他大宗商品。铜价2011年时是每磅4.50美元，但到今年9月，却只有当初的一半。

穆迪预计未来两年能源、金属和采矿业大宗商品的价格不会显著上涨。对于生产国而言，大宗商品价格低迷的经济影响将通过供应链和家庭收入增长无力而波及其他行业。

工业化七国当中，整体通货膨胀水平只是略高于零而已，南欧更是被笼罩在通货紧缩的阴影之下。根据荷兰政府指数，2014年12月以来，全球贸易交易量已经明显缩水，初级商品的全球成交额读数从一年前的150降至现在的114。

在这种情况下，债务不断膨胀还想寻找某种合理性的授权，就只能指望我们将迎来一场生产率的惊人增长了。

从科技进步来看似乎如此，但是在实践层面却不然。真正从市场得到丰厚估值鼓励的，其实是微型出租车司机的职业介绍公司。

热钱追逐着那些拥有出色理念的计算机系毕业生，但是和以前的类似周期一样，我们到最后很可能也会看到，得到证明的不仅仅只有理念的出色，同样还将有资金的愚蠢。

中国堪称是后2009年时代的全球复苏引擎，但是转速已经大不如前。日本刚刚下调了自己的增长预期，哪怕大规模的印钞行动也帮不了太多的忙。欧元区陷入停滞。即便是在量化宽松帮助下将复苏完成到七七八八的美国，当没有了量化宽松的拐棍，也是两腿颤颤巍巍。

简而言之，正如国际清算银行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这是一个“债务水平太高、生产率增长太乏力、金融风险太吓人的世界”。

我们不知道大崩溃将在何时到来，也不知道其具体的形式，但是我们确切地知道，膨胀的信贷，下滑的增长、贸易和价格，以及推动着资金不断从一个领域或者地区流到另一个发着高烧的金融市场，这三者显然严重地不相匹配。

可是，真正最值得担心的，其实还不是经济风险，而是地缘政治风险。只要你知道各央行在危机之后印出了12万亿美元的钞票，现在都处心积虑地想要让别国为危机应对措施埋单，那么对经济风险，你自然也就很容易理解。可是，地缘政治风险，其实也并没有多难以发现。

油价崩盘，是因为沙特阿拉伯想要摧毁美国的页岩行业。现在，尽管俄罗斯和美国的外交官在维也纳可以共坐对谈，但是他们的飞行员在叙利亚却是毫无沟通，各自打击各自选定的目标。欧洲原本就已经被希腊危机大大削弱，现在面对着难民潮，整个边境体系也陷于混乱，看上去已经不可能在任何领域有任何像样的作为了。

因此，尽管泡沫破灭的威胁正在变得越来越现实，但我们这个世界的最大危险还不在这里。最可怕的，其实是经济风险正在与地缘政治日益纠结缠绕在一起，直至成为一个谁也解不开的死结。

只有睁眼瞎程度可以和2008年前的经济学家们相提并论的政治家才会忽视，甚至无视这一危险。

天文学家尼古劳斯•哥白尼在16世纪发现的现象意义深远。他指出，太阳，而非地球，是已知宇宙的中心。当时有许多人都公开指责哥白尼的发现为异端邪说，认为它违背了已经确立的基督教教义。当然，这场哥白尼革命最终为新的科学世界观的形成以及人类的不断繁荣发展奠定了基础。

今天，世界需要一种类似的模式转变。但这次必须改变的是盛行一时的经济模式。

截至2030年，全球中产阶级总人数将接近50亿。他们全都期望获得富裕人群长期享有的同等机遇和舒适生活。这将为环境带来越来越大的压力，并逐渐耗尽世界上储存的资源。

维持现有模式需要有易于获得的无限资源以及存放垃圾的无穷空间。这显然是不可能实现的。事实上，目前任意使用资源的经济模式产生的后果已经显而易见，如二氧化碳排放量持续飙升、大量垃圾难以处理以及获取资源的难度越来越大等。

为了寻找到具有可持续性的替代模式，人们仅需把目光投向大自然。在大自然中，没有什么会被浪费。举例而言，森林就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系统。其中各物种的生命周期与各个季节完美协调。这为经济系统应努力效仿的复原能力和存在期限打下基础。

正如生态系统以有效且带有目的性的循环对一切加以重新利用，一种“循环”经济体系将确保产品被设计为整个价值网络的一部分。在这一网络中，针对产品、零部件和原材料的重新利用和修整翻新将确保资源不会枯竭，能够供人们再次开发。

当然，建设循环经济将需要从根本上对全球价值链做出调整。各个企业将不再出售产品，而是作为服务销售的形式出让货物的使用权。出售产品能够为人们带来的益处而不是出售非产品本身的做法将为生产商带来强大动机，促使他们设计出寿命较长，可以不断重复使用并最终可供循环利用的产品。这将令他们得以充分利用资源。

这需要人们采用新一代材料，并对研发和生产过程加以创新。达到上述目标还需建立新的商业模式，对所有权和受益权的法律概念重新做出定义，而且要制定新的公开投标规定和新的融资策略。最后，建设循环经济还要求后勤系统具有适应性，并形成能够接受新系统并对建立新系统取得的进展做出奖励的领导文化。

除了道义上的需要，还有强大的经济论据支持发展模式向循环经济转变。也就是说，这预示着会产生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的商业机会，其中包括节省原材料，提高生产率，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还有可能催生出新的产品和商业种类。

然而，各家企业无法仅凭一己之力实现经济转型。为了把各家公司的着眼点从最初成本最小化转移至整体价值最大化，在确保民众健康和福祉的同时，政府应通过落实发展循环经济的有关要求来改变招标过程，从而帮助拉动相关需求，制定出新的解决办法。

同时，消费者必须开始考虑使用并不归其所有的产品。由于循环经济有着与生俱来的系统性，只有在全部利益攸关方共同设计、创造和拥有产品与服务的情况下它才能够取得成功。

国外循环经济发展现状

德国：德国循环经济发展水平处于世界前列。其循环经济发展大致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2年到1996年，以处理废弃物转向避免产生废弃物为中心的过程；第二阶段从1996年至今，为循环经济大规模开展并不断完善的过程。循环经济发展有两个方面值得借鉴。一是制定了完善的循环经济法律体系；二是施行丰富的循环经济激励手段。

美国：循环消费是美国循环经济发展的特色。其渠道包括借鉴商店的旧货交易等。循环消费所取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不亚于以废品、垃圾处理和加工为中心的资源再生工作。除此之外，美国还有借鉴之处就是其在循环经济立法方面也较早，1970年制定了《资源再生法》、1976年制定了《资源保护再生法》，1995年制定了《固体废弃物处置法》。

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正式进入发达国家行列之前，经济发展曾一度导致自然环境严重污染和极度恶化。

进入90年代后，日本实施了可持续发展战略。1997年，日本通产省产业结构协会提出循环型经济构想；2000年，日本政府颁布《循环型社会形成推进基本法》，从法律上明确了循环型社会的行动准则；21世纪初，日本提出“环境立国”战略。（商业见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