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证监会前主席沈联涛撰文指出，印度、中国和马来西亚面对的共同挑战，在于农村移居城市的人口与身处挤拥环境的城镇居民不同，他们不具备创新及创业的知识及技术，而这种城乡之间的分野往往导致贫富悬殊。你不能指望稻农在一夜之间创立一家互联网公司。因此，将农耕文化转型为创新及创业文化，需要一个时代的时间，不能操之过急。这篇文章具有一定参考意义。

中国最近召开五中全会，讨论第13个五年计划（2016至2020年），寻求在这关键五年内突破中等收入陷阱，于2020至2024年间确立先进国家地位（即人均收入超过1.3万美元）。

无独有偶，印度也有自身的第12个五年计划（2012至2016年），但总理莫迪废除了旧有的计划委员会，取而代之的是服务印度政府的智囊机构──改革印度全国学会（National Institute for Transforming India）。该学会与计划委员会不同之处，在于其包括来自地方政府的成员，可以有效转达各州份有关发展事务的意见。

在中国，各省市根据全国规划指标自行制定五年计划，由国务院辖下的权力机构发改委协调。

马来西亚也将推出第11个五年计划（2016至2020年），目标是在2020年左右确立先进国家的地位。

今时今日，由于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已达到约三分之一，因此内地的第13个五年计划对全球经济将构成重大影响。所以若中国增长放缓，将影响商品价格及全球贸易，新兴市场的商品生产商将尤其受到冲击。

有人认为，中国规划部门将把年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目前第12个五年计划录得的平均8%，调低至约6至7%。若果真如此，这段时期内印度经济的增幅有可能大于中国，尽管印度目前的经济规模仍然较小。

上述三个国家都面对三个政策挑战。

首先，急速城镇化可以带来机遇，也可构成挑战。亚洲城镇化的覆盖范围已超过总人口的一半，市中心区有可能发展成创新产业云集的智能城市，也有可能形成贫民窟，污染环境、堵塞交通、浪费能源及资源。

其次，服务业急剧扩张，为经济贡献了一半的附加值，也成为创造就业最多的行业。如何提高服务业所创就业的素质，是重大的挑战。

第三，这三个国家都极为重视创新产业，希望将之发展成增长引擎。麦肯锡早前就中国的创新情况发表报告，内容令人大开眼界。报告认为，创新有四个领域，中国在其中两方面都拥有优势：即以客为本和效率驱动。另一方面，与日本及德国等先进国家相比，中国有需要大大提高以科学为本及工程为本的创新。麦肯锡估计，若创新产业得到恰当扶持，到2025年或可为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贡献最多达2至3%的增长，相当于GDP总增长的35至50%。

改革印度全国学会则采用另一种方式，并非探讨农业、工业和服务和传统行业的发展，而是认同可以推动印度增长的共通要素是创新和企业家精神。该学会计划在未来十年最多创造1.15亿个非农业职位，同时也承认规划部门无法为国家挑选赢家，因此寻求进一步宣扬企业家精神和鼓励创新。学会的专家小组制定出一个名为“阿塔尔创新任务金字塔”（Atal Innovation Mission pyramid），识别出短、中、长期的框架，以刺激创新和创业。

金字塔顶端是快速见效的方法，例如举办比赛，向优秀的创新意念和初创企业颁奖；鼓励企业借助大学进行研发工作；提升企业孵化器的作用；以及在全国推广创业及创新。在金字塔中间，即未来5至7年内，报告建议利用数字平台鼓励创新，并改革教育制度，以鼓励创意，此外还应提升工人技术，令营商更加便利，并加强保障知识产权。

长远而言，需要改变整个世代的国民心态，消除文化中对创业的偏见，并将创业纳入政府经济及社会计划，并在政府与企业家之间打造协调和合作的文化，包括将创业与社会兼容议题挂钩。

印度的试验令人耳目一新，因为其致力吸纳市场专才，以推动创新和创业，并承认公务员和学者在营商方面并无亲身经验，因此难以真正改善营商环境。

印度、中国和马来西亚面对的共同挑战，在于农村移居城市的人口与身处挤拥环境的城镇居民不同，他们不具备创新及创业的知识及技术，而这种城乡之间的分野往往导致贫富悬殊。你不能指望稻农在一夜之间创立一家互联网公司。因此，将农耕文化转型为创新及创业文化，需要一个时代的时间，不能操之过急。

就连城市也无法轻易做到创新和变革。

虽然香港没有制定五年计划的传统，但身为中国一部份，香港也必须在中国的计划框架之下发挥所长。港府知道香港未来的竞争力取决于能否推动科技进一步发展，但迄今计划中的创新及科技局仍然未成立。计划必须实践，才能发挥作用。

20世纪的发展思维仅限于硬件投资。但到了21世纪，进步主要见于软件领域，因为软件关乎人的素质和能力。旧式的发展是投资于物品，但新经济需要投资于人才。如果一个家庭要取得成功，投资对象会是他们的房子，还是他们的孩子？

如果一个国家要成功，就需要在下一代身上投资。（文章来源：南早中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