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经济学，向重视“供给管理”、重视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的经济学转变，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官方经济学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

11月10日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十一次会议，可谓中国宏观政策的重大分水岭：在这个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要“在适度扩大总需求的同时，着力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着力提高供给体系质量和效率，增强经济持续增长动力，推动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实现整体跃升。”这被视为，官方经济学思想正式告别以前的重“需求管理”、重短期刺激的经济学，向重视“供给管理”、重视经济的持续增长动力的经济学转变。

事实上，在“五中全会”上通过的中央关于“十三五”规划建议稿中，已经明确提出要“优化劳动力、资本、土地、技术、管理等要素配置，激发创新创业活力，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释放新需求，创造新供给……”这也意味着，“十三五”期间，中国已经把实现可持续增长，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政策着力点放到打破各种障碍，释放经济增长的活力，提高潜在增长率的“供给端”上来。

从注重“需求端”到注重“供给端”，这是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官方经济学思想转变的必然选择。

在宏观经济学演变史上，“供给学派”在上世纪80年代的美国可谓风靡一时。这个学派是上世纪70年代后期兴起的反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强调需求方面的理论，而特别着重于供给方面的一个思想流派，其代表人物包括诺奖得主蒙代尔以及拉弗。其政策主张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戳到了美国经济的最大的病症，从而被美国总统里根采纳，以“里根经济学”而扬名立世。

供给学派强调决定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无论是长期还是短期，都是经济中的劳动和资本的配置与有效利用，认为抑制潜在增长率的主要原因是过多的政府干预，以及过高的税收，因此主张放宽各种管制，降低边际税率。

时下中国经济学思想转向“供给侧”的时代背景尽管和当年美国经济面临的环境不同，但又有很多相似之处。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也陷入了战后黄金期后的大停滞。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的泰勒·考恩在其《大停滞》一书中谈及美国经济停滞时将经济陷入停滞的原因归结为两点：一是低垂的果实，也就是好干的，容易干的产业都干完了；二是美国进入了科技高原，缺乏重大的创新。这和时下的中国经济非常相似。当下的中国经济，容易干的产业也基本已经干完，传统的增长动力趋弱，包括制造业、人口红利、消费等在内的传统引擎都已经筋疲力尽，难以为继。靠过去的刺激政策继续维持经济增长已经无出路，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供给端的改革，提升经济潜在增长率，而不是通过加大刺激，人为拔高数字，实现所谓的“高跟鞋式增长”。

所谓“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在制度层面，构建跨越中等陷阱必须的现代金融、产业、财税等制度体系，放松各种管制，打破垄断，释放民间资本的活力；在技术层面，通过营造激励创新的生态，实现创新驱动；在人力层面，通过教育制度改革，实现人力资本的跨越；在社会保障层面，通过提升社保水平和改革收入分配，实现共享发展。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意味着，中国能否实现中等跨越的关键，在于通过打破各种“供给抑制”，攻坚克难，提升潜在经济增长率，提升全要素增长率，实现经济的动力升级、产业升级、制度升级。

一个运动员最终的成绩取决于其体能，而不是短期的训练或者奖金等刺激政策。这就是供给经济学的真正内涵。

马光远（经济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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