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亦凡 思齐

编辑/漆菲

两场历史难遇的强震，将土耳其南部与叙利亚北部诸多地区夷为废墟。截至2月16日，土叙两国有超过4.1万人在世卫组织所称的“世纪灾难”中丧生。当难以名状的悲痛撕裂土叙，来自全球的救援队也在拼尽全力挽救幸存者，其中也包括来自中国的救援力量。

(资料图)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2月15日表示，中国政府派出中国救援队82人，中国香港特区政府派出香港特区救援队59人，此外还有17支中国国内社会应急力量441人，前往土耳其地震灾区开展救援。

这17支社会救援队伍中，公羊救援队是最早抵达救援一线的。公羊救援队成立于2008年，是公益组织公羊会下属的国际化专业救援队伍，专门应对灾害事故应急响应。迄今为止，公羊队承担国内外救援任务288次，其中17次是跨国救援行动（包括这次土耳其地震），共成功救援7897人。

公羊队参与救援的地点在哈塔伊省（Hatay），这里位于土耳其最南部，紧邻地中海，也是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从当地时间2月8日下午到12日晚上，公羊队共救出幸存者9人、搜寻到遇难者15人，同时协助土耳其当地政府救援力量定位有压埋人员线索的现场16处。

根据救灾现场的发展态势分析，当地幸存者生还概率已经极小，公羊队的救援任务也宣告结束。当地时间2月14日，在伊斯坦布尔等待启程回国的间隙，公羊救援队队长何军接受了《凤凰周刊》的专访，描述了救援中的难忘瞬间与背后的辛苦付出。

公羊队队长何军

救出幸存者是我们收获的最好回报

《凤凰周刊》：公羊队是中国首个抵达前线的社会救援力量，你们为何能如此快速，是如何做准备的？

何军：公羊会是一个全球华人公益组织，总部在中国，海外12个国家（也包括土耳其）和地区也有公羊会组织，我们此前有过十多次海外救援经历。

2月6日土耳其地震发生后，最初报道有四十多人死亡，但通过分析现场的人口密度，我们判断，这肯定是一场很大的地震。因此我们立刻开始做国际救援准备，先对旅行证件和线路进行确定——好在如今国门已经打开。除了规划线路，还要规划救援装备，总体来讲有条不紊。

其实在6日傍晚，我们就已经做好准备，包括装备和人员。但由于航线选择受限，需要转机，只能选择7日最早一趟航班从杭州出发，到香港转机前往土耳其，最后抵达哈塔伊省。

公羊救援队从杭州出发，是最早赶赴现场的中国社会救援力量

《凤凰周刊》：哈塔伊省是此次地震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能回忆一下抵达后的情况么？当时最大难题是什么吗？

何军：我们在伊斯坦布尔转机的时候是2月8日凌晨，当时好多国外救援队都到机场集结了，大家都想尽快赶往哈塔伊。但很多机场跑道受损，哈塔伊只剩下一个机场可以降落。当时情况比较忙乱，除了救援队，还有很多本地居民想去寻找亲友，大家都想搭上这趟航班。好在快到中午的时候，我们搭上了飞机，并于当天下午抵达目的地。

《凤凰周刊》：救出幸存者的过程中，有没有让你难忘的瞬间？

何军：我们到达哈塔伊以后，迅速抵达营地并做完调整。我们从中国带来一些关键搜索装备和搜救犬，但因为坐的是民航客机，很多重型装备或者大型装备没有办法携带。但在出发前，我们已经列出清单给土耳其这边的公羊队，包括木工、电工、钳工以及很多后勤保障人员，我们还列出所需工具，比如4×4、8×8的木料，为的是在现场做支固用。这些东西很重、体积很大，所以需要在当地采购，土耳其当地企业和中资机构提供了很多支持。

到了现场以后，我们带着装备和救援专车赶到附近一个受灾区域。当地大概5点多就天黑了，到晚上6点的时候，我们进入现场开始作业。当时气氛还是比较紧张的，我们路过地中海的时候，有个装卸集装箱的港口着火，可以看到大火熊熊燃烧，整个路上都很堵，车队行进也很慢。

进入现场以后，当天工作到晚上12点多才返回，至少排查了三处作业点，给当地救援力量和政府提供了线索。不过，因为天太黑了，很多房屋的受损情况也不确定，所以我们暂时先撤回来了。

次日（2月9日）上午，我们听说有个叫拜伦镇（Belen）的地方受损非常严重，所以赶过去投入搜救。根据土耳其灾害和应急管理局（AFAD）提供的线索，在现场我们先找到了两个人，一个大人、一个小孩，他们被救出后送往医院。

到中午11点，我们进入另外一处公寓。我对这个公寓印象很深，整个楼坍塌且已经下沉，远处是土耳其著名的南部山脉，平时这个公寓风景肯定不错，但是震后现场很惨烈，所有公寓都已经斜倒。

我进入到其中一户人家，这一家有父母和两个小孩，当地人告诉我们有一个小孩还被埋在下面，可能在地下室或是仓库躲避，但不知道具体位置。到现场以后，我们马上开展搜索，在厨房看到一家人的照片。我们一直在找这个小孩，但很遗憾，最后发现时他已经罹难了。

又过了半个小时，当地政府让我们吃点东西，我们就站在大街上吃了几片面包，可能吃了没5分钟，有线索说附近有一个大的公寓里面埋了很多人，疑似有活人，我们立马丢下东西往那边赶。只花了15分钟，我们跑步到了现场。

当时，土耳其陆军搜救队的负责人已经在等我们，他们人很多，但缺乏有效工具，也缺乏专业救灾的经验。他们希望专业队伍到现场以后，能迅速协助他们定位并找到幸存者可能的位置。

我们观察了一下，这个楼的通道比较狭窄，所以只能让三个队员进去。他们进去后，我们通过搜索设备居然真的听到了声音，雷达测到下面有人，而且可能还不止一个人。当时大家都很兴奋，所有人都在外面等着。我们的队长王斌带着两名队员找到大概位置以后，听到下面有人在说话。对救援队员来说，这是世界上最美妙的声音。

因为空间很狭窄，我们利用工具进行简单破拆，当地军队也配合我们。终于在两个小时以后，我们打开了一个通道，发现里面居然是一家人——一对夫妻和他们的三个小孩。王斌第一个冲进去，把三个小孩依次抱出来。因为按照救援顺序，需要先救孩子。

公羊队救出一家五口中的第一个孩子

第一个孩子被救出来的时候，我在现场接住了他，小孩眼神惊恐、开始流泪。很多人长期困在地下，环境很暗，一下子接触到阳光，对眼睛有极大的伤害。我拿了一个眼罩给他戴上，这是飞机上空乘给我的。这个小孩后来被送上了急救车。很快，另外两个小孩也被送出来，他们都很幸运。孩子父亲可能因为长期被困，生命体征不太平稳，我们把氧气和一些医护设备给了他们，最后用担架把这个父亲从里面抬了出来。最后被救出来的是小孩们的母亲，她出来的时候已经不能说话了，但是我看到她竖着大拇指，给我们所有人点赞。

能够救出幸存者，对救援队员来说就是最好的回报。一般如果现场救出幸存者，所有人会在现场欢呼、鼓掌，但如果找到的是罹难者，现场会很安静，我们会给他盖上毯子或被子再送出去。这时，当地人处在很悲伤的氛围中，我们也要尊重伊斯兰的风土人情。当然，我们更愿看到鼓掌，这种掌声代表着生命。

哈塔伊省是震后受损最严重地区之一

《凤凰周刊》：这种低温环境不仅对灾民是个考验，对救援队员同样是考验。你可以分享一下救援队在当地这些天的生活吗？如何休息，后勤保障如何？

何军：我们救援队是长期从事国际救灾的队伍，通常会做两套预案，一个是最紧急状态下的预案，每个人会带单兵帐篷。在地震灾区，救援现场没有旅馆酒店可以住，我们也从来不会带大帐篷，因为很麻烦，而要轻量化。所幸这次后勤做得非常好，土耳其当地企业在安全的地方给我们提供了板房，总体来讲（住宿）条件非常棒，后勤是有保障的。

当我们进行切割和破拆，很多时候是在狭窄空间干活，真的是冒着生命危险。留在外面的队员，会将矿泉水瓶的水喝掉一半，然后把水瓶倒立，如果这个瓶子倒了，说明要注意现场的稳定。

我们也带了很多木料，现场还有很多人，包括木工、钳工，要做临时管件作为支撑工具，对现场进行加固和支撑，确保救援人员钻进去以后能出来。虽然我们会做很多预案和准备，但这些都是理论上的东西，现场每时每刻都是不一样的，需要根据情况随时调整。

公羊队在废墟上作业

专业救援没有“黄金72小时”法则

《凤凰周刊》：不少人说，这次土耳其地震救援难度极大，它的困难之处在哪里？

何军：这次地震在土耳其南部，这里城市很多、人口密度大，很多建筑又都是1980年代、1990年代建的，比如像哈塔伊省。而且这次地震是浅表地震，这种地震发生在任何城市都是难以想象的，所以很多家庭几乎全家罹难，当地人也沉浸在痛苦中。但是，土耳其人民很坚强，特别是男性，一旦有要帮忙干活的都会冲在前面。他们对我们也很尊重且友好，因为看到我们很专业，可以给他们很多有益的建议，所以我们之间配合得也非常好。

整个救援行动都是和时间在抢生命，毕竟乘坐越洋航班过来，没办法在当天赶到现场。但每天都有人告诉我，我听到（家人的）声音了，希望我们救出他的家人。我们只能尽可能和当地人解释，搜救队资源有限，包括搜救犬、声呐雷达，只能对有可能的地方进行搜索。

作为专业救援队伍，我们必须搜索一切和生命有关的信号。所以有时候，我们只能遗憾地告诉对方，“经过侦测没有发现生命迹象，不得不离开这个地方；如果我们有时间，会返回现场挖掘遗体，但现在必须赶到下一个现场去，因为那边有人在等我们。”他们对此也很理解。此时我们也要尽量压抑自己的情感，先以任务为重。

《凤凰周刊》：如果灾民求助，如何判断救援工作的优先级？

何军：普通居民向我们求助时，我们需要观察，对建筑进行评估。比如遇到像馅饼一样坍塌的建筑，我们只能告诉对方，找到活人的可能性极低，救援难度很大。如果是当地救援人员提供信息，我们会更为重视，因为对方是专业人士。

找到一家五口后，公羊队与当地搜救队合影

《凤凰周刊》：地震救援中有个说法是“黄金72小时”，但对国际救援来说，从所在国赶到现场可能已经耗时一两天。你们如何看待这个情况？

何军：理论上来讲，“黄金72小时”是一个“民间传说”，在我们专业搜救领域中，从来没有这个法则。我们救援队伍的工作表会排出一个星期，所有工作包括后勤保障也都是按照一个星期来准备。

从人员幸存角度来看，存活时长和当地的气温、环境等因素有关。比如说一个人没有受伤，虽然被困在废墟下面，但只要有足够的氧气，可以存活一个星期，要是能有水、食物，可以活得更久。但如果环境很炎热，或是缺乏氧气、身体受伤，这种情形下几个小时或是更短时间内就可能失去生命。

所以“黄金72小时”的概念不会被当做重要指标，每个人的生理特征、生存指数都不同。我们只会关注更普通的概率，比如说这几天能够救出活人，我们就要努力，如果很长一段时间都不能救出活人，这种指标就下降了。

《凤凰周刊》：每救出一位幸存者都可能要耗时很久，这个过程中你们通常会如何分工？以及，是否会对幸存者给予言语鼓励？

何军：老实讲，我们没有时间去做类似于鼓励这样的事情，所有救援队员在现场都有分工。从我们发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有时候现场忽然很安静，大家都没有声音，挖掘机也停止，因为搜救犬、雷达、红外热成像仪正在工作，外面不可以发出噪音，有时候甚至需要清场。

总而言之，救援现场需要各方配合，形势也瞬息万变。一会儿“夸夸夸”马达开始转动，我们开始使用破拆工具，说明又在挖掘了，这个过程是一步紧接着一步。救援过程中，我们也几乎感受不到什么余震，因为旁边的机器一直在工作。整个救援过程需要集中精力，很可能几个小时都专注于一项工作。

《凤凰周刊》：我发现公羊队在前方参与救援时，很多现场视频几乎都在第一时间就被发到社交媒体上。你们前期对此有所准备吗？

何军：在土耳其的时候，只要有网络，我们都会抓住空隙传输视频。而且我们也带了自己的网络设备。我们后方还有一个救援协调指挥中心，做视频采集的时候，后方有很多专家帮助我们收集信息、判断现场状况。可以说，这也是我们的强项，整个过程就像医院会诊，我们建立信息通道，把情报汇集起来。此外，利用已经建立起的通道，我们也会与媒体进行互动，通过发布视频回应公众关切，也让大家知道土耳其的真实情况，这是有必要的。

公羊队的搜救犬Lucky

《凤凰周刊》：你们参与过很多大型灾难的救援工作，灾难现场可能会对救援队员造成一定心理创伤。你们如何应对这种创伤，日常训练中是否设置了相关课程？

何军：我们会为初级队员设置这种课程，对于经常参加国际救灾的重型救援队员来讲，这早就是必修科目。其实我们的队员都很坚强，已经看淡了生死。对我们来说，这更多是一份工作，我们就希望把活人救出来，希望罹难者能被妥善处置，没那么多时间去想别的事情。

《凤凰周刊》：你们日常训练包括哪些内容？平时怎么进行训练？

何军：有机会欢迎大家前来参观。公羊队的总基地在杭州，但在全国各地也有很多分部，包括北京、新疆、宁夏、四川、广东等地。我们在杭州有4个训练基地，包括水域的，进行水上科目训练，还有建筑勘察、地震救援基地。我们也有高角度的训练项目，比如雪山救援，此外还有直升机、航空救援训练科目。我们就像运动员一样，想保持状态、在赛场上获得好成绩，需要靠平时的训练积累。所以队员们很辛苦，一年四季不论寒暑，都会按照科目完成训练。

公羊队有四个专业救援训练基地

《凤凰周刊》：这次从伊斯坦布尔回国之后，下一步安排是什么？

何军：志愿者会回家与亲人团聚，回到自己的工作岗位，因为他们还要赚钱养家。至于我们专职队员和指挥体系，会保养装备、总结救灾经验，找到我们的短板和不足，为下一次行动做准备。

《凤凰周刊》：所以说，这次参与土耳其救援的队伍是临时集结的？

何军：公羊队的队员中，除了指挥体系和后勤保障体系是专职人员，其他大量队员都有本职工作。但有一点很重要，他们几乎把所有业余时间都奉献给了公羊队的公益事业，有空就会参与训练，参加很多科目提升救援技能。所以当召集发出时，他们才能够拿上工具，像一个老兵一样，随时返回战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