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疫”行动

“世界不会也不应该再回到疫情之前的世界。”日本立命馆大学教授、国际3E研究院院长周玮生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说。他认为，疫情背景下的创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虚拟空间与真实空间高度融合的新型全球化体系，应成为新型全球化的起点——生产方式和经济增长方式的改变，将有助于推进以低碳、循环、共生、安全和智能为特征的可持续社会。

数字经济成为发展新引擎

周玮生说，在2015年，美国工程院发布了《美国创造：拥抱制造、技术和工作的未来》，提出了主攻工业和服务业融合产生的“数字经济”新策略。美国是现在数字经济的第一大国，而中国位居世界第二。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2016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已达到22.4万亿元人民币，占GDP比重达到30.1%;2019年规模已达31.3万亿元，位居世界第二位。截至2020年3月，我国网民规模为9.04亿，互联网普及率达64.5%，数字经济发展的用户基础越发坚实。中国数字经济增速已连续3年排名世界第一。

数字经济自2017年第一次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后，在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李克强总理又特别强调了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周玮生说，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演进，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等新技术新应用新业态方兴未艾，互联网迎来了更加强劲的发展动能和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互联网+”加速与产业融合，数字经济成为发展新引擎，将引领新冠疫情后的中国经济发展。

推动中国的数字经济

“这次疫情从正反两方面进一步验证了人类是一个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命运共同体，无论是防控病毒还是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保护，都需要互相合作、互相支持才能实现利益最大化和损失最小化。”周玮生认为，这次新冠肺炎疫情表明，无论是国际层面，还是国内层面，无论是政府还是民间，无论是大企业还是小企业，无论是社会还是个体，有许多事情是可以通过互联网也就是数字经济来实现的，而且通过这一数字经济模式有利于实现经济性、环境性、社会性和可持续性。如疫情期间，二氧化碳排放量大大降低，这不仅因为经济规模的原因，还因为其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改变所致。

“数字”既是手段和工具，也是产业和经济。换句话说，“互联网+”是手段，数字经济是结果，包含了数据科学，数字技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而前两者是为后两者服务的必要条件。

其中，数据科学与人工智能的结合越来越紧密，数据科学带动多学科融合，基础理论研究的重要性会越来越大。

数字技术包括人工智能、物联网和区块链等，驱动数字经济的动力已经足够强劲，这正是50年技术革命周期所蕴含的机遇。

数字经济是核心目的，它与地球系统(由构成人类生存基础的资源/能源、生态系等组成)、社会系统(由代表国家特征的经济体系，政治体系，产业结构，技术体系等组成)、人类系统(由个人生活方式，健康，安全/保障，价值规范等组成)密切相关。周玮生认为：“我们应从宏观经济结构、生产方式、消费模式、管理范式这四个方面推进数字经济的发展。”

中日韩可率先构建合作共同体

周玮生说，从国际疫情看，最大发达国家美国感染人数超过160万，死亡人数超过10万，欧洲、俄罗斯以及发展中国家形势也非常严峻，而中日韩三国已率先于世界从疫情中走了出来。

他建议，从地缘经济、公共卫生安全防御以及国际合作与国内经济复兴考虑，三国应该率先合作，包括产业链、供应链的恢复以及加固，医疗、观光、农业等领域的区域合作，建设中日韩互惠互补合作共同体，以应对经济复苏和非传统安全问题。

“中日韩三国的合作不仅有利于三国自身经济社会的复苏与发展，也必将有利于世界，有利于新型全球化与实现可持续经济发展。”周玮生如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