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淼

崇祯十七年（1644），乃是农历甲申年。新年伊始，即灾异连连，先是北京出现了罕见的风霾，继而凤阳和南京先后发生了地震，紧接着是“京师大疫，死者无算”……然而，与接连不断的天灾相比，更让崇祯皇帝感到恐惧的是，李自成已在西安正式称帝，国号“大顺”。随后不久，李自成即亲自带领数十万大军东征，问鼎中原，开始与明朝最后的决战。自此，崇祯的王朝摇摇欲坠，大明帝国即将落下帷幕，而崇祯皇帝本人的生命也进入了倒计时。

明朝共延续了二百七十六年，其间曾经出现过多位荒诞不经的皇帝，而在明朝的十六位皇帝中，身为亡国之君的崇祯却是最受后人同情的一位——并不是因为他的死状惨烈，而是因为他生前的所作所为不像一位亡国之君。

崇祯一共做了十七年皇帝，在这十七年中，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做皇帝应该做的事情，勤政自律，生活节俭，清心寡欲，励精图治，在个人品质方面几乎挑不出任何明显的瑕疵，这与那些荒诞不经的皇帝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然而，恰恰是在崇祯当政时期，大明帝国陷入了无可挽回的绝境，崇祯本人也落得个身死国亡的下场。那么，明朝究竟是因何而亡呢？崇祯究竟是明君，还是昏君呢？崇祯究竟应该为明朝的灭亡负怎样的责任呢？夏维中教授的《崇祯的王朝》一书，即试图解答这些问题。

这是一部为非专业的明史爱好者所写的著作，作者有感于历史学科的壁垒森严和历史著作的晦涩难读，有志于为普通读者写作一部“以史实为基础，以深入浅出的笔法来描绘大明帝国衰亡过程并揭示其原因的史学读物”。换句话说，这部书既有一定的学术价值，又有一定的普及意义；既是一部由专业的历史学者所写，也能够让一般的读者有兴趣读下去的历史作品。

书名虽然取作《崇祯的王朝》，但书中的内容其实并不仅仅涉及崇祯一朝，因为历史具有一定的延续性，一个王朝兴也好、亡也罢，都是时间累积的结果。明朝虽然亡于崇祯，却早在万历时期已经埋下亡国的祸根，若不讲清楚万历的怠政和天启的荒诞，也就无法进一步理解崇祯朝发生的种种，乃至明朝最终灭亡的原因。

所以，不妨将这部书当作一部晚明史来读，我们不仅可以通过崇祯的王朝回望晚明的历史，同时，也能够通过晚明的历史，去解读一个王朝兴衰的密码，反省一个王朝覆亡的得失。

万历的怠政与天启的荒诞

万历皇帝执政的四十八年（1573-1620），乃是大明帝国国势转衰的一个转捩点。万历朝前期，因为有张居正改革留下的遗产，社会经济持续发展，帝国仍然维持着表面的繁华。从万历皇帝对张居正反攻清算，并废止新政之日起，明朝便进入了迅速下滑的时期，皇帝怠政、官场昏暗、军备荒弛、用人不当，另外，再加上太监乱政、边事迭起……帝国已经步履蹒跚，并且开始一步一步走上万劫不复的深渊。

如果给万历皇帝身上贴上一个鲜明的身份标签，那就是“怠政”二字。万历做了四十八年皇帝，其中竟然有三十余年不上朝，而说起不上朝的理由也非常荒诞，他是因为立太子不遂己愿，只好选择与文官集团消极对抗，不与他们合作。更为要命的是，万历还有一个爱好，就是爱财，他在位期间横征暴敛，给帝国埋下了很深的隐患。

万历的怠政和爱财的后果均是非常严重的，他的怠政造成政府的各个机构缺员，帝国的政治中枢时时处于半停顿的状态；他的疯狂敛财则造成民间的动荡，以致民变迭起，将帝国推向了危殆的边缘。

与万历皇帝相比，天启皇帝更称得上是一个奇葩，他是一个优秀的木匠，天天忙着设计各种各样新潮的家具，却把朝廷票拟和批红的大权交给太监魏忠贤，自己当甩手掌柜。魏忠贤则一跃而成为“九千九百岁”，离万岁不过一步之遥，他虽然读书不多，却具备常人不具备的禀赋，精通厚黑之术，没有道德底线。

正是在魏忠贤的主导下，朝廷沦为党争的渊薮，东林党与阉党之间斗得你死我活，朝臣置国家大事于不顾，一切以党派利益为原则，正直而又显迂腐的东林党人或者被杀，或者被贬，或者被排挤出朝廷。阉宦之祸愈演愈烈，《明史》所谓：“迄乎恶贯满盈，亟伸宪典，刑书所丽，迹秽简编，而遗孽余烬，终以覆国。”

正是在明廷的党争势同水火之际，后金已然崛起于白山黑水之间。明廷多次对后金用兵均以失败而告终，明军丧师失地，在很短的时间内即失去了所有的战略优势，辽东的战局成为明廷的心腹大患。而此时的明臣正忙于内斗，真正堪当大任的朝臣——诸如熊廷弼等人，却成为党争的牺牲品。

明朝政治的腐败与国力的衰颓，在对后金的战争中暴露无遗。历经万历、泰昌和天启三朝荒唐混乱的不停折腾，大明王朝亡国的趋势已经形成，历史的走向再难逆转。

被内耗拖垮的崇祯王朝

天启七年（1627），天启驾崩，信王即位，是为崇祯。崇祯从天启手里接过来的无疑是一个烂摊子，内忧与外患已经成为崇祯王朝面临的一个生死难题。

当然，崇祯并不是没有反转的机会，大明帝国虽然衰颓不堪，但毕竟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崇祯手里尚且握有无尽的资源和为数众多的人才，如果运用得当，崇祯的“中兴之梦”也未必不会成为现实。而且崇祯起初做的也的确不错，他即位不久，就顺利地剪除了阉党，这本来是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但遗憾的是，崇祯的王朝却并没有因此走向中兴，反而深陷泥淖，无法自拔，其中一个最大的原因，就是内耗。

崇祯是一位勤政自勉且具有高度责任心的皇帝，他抱有匡复大明王朝、成为“中兴之主”的强烈意愿，并力图有所作为，这一点并没有什么问题。面对王朝的危局，崇祯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针对辽东的战事，崇祯重新起用了被阉党废置的袁崇焕，给予他全权处理辽东军务的权力，并赐予尚方宝剑。

但仅仅过了一年多，崇祯即以“付托不效，专事欺隐。市粟谋款，纵敌不战，遣散援兵，潜携喇嘛僧入城”等罪名，将袁崇焕草率地处死。其中固然有袁崇焕本人的原因，但崇祯猜忌多疑、刻薄躁急的一面还是暴露无遗。

袁崇焕的命运悲惨，其他军事强人的命运也好不到哪里去，他们或者遭冤杀，或者被逼反，或者消磨于内耗，或者被弃置不用。因为崇祯个人的原因，崇祯王朝的能干之臣，几乎都没有好下场。终崇祯一朝，曾经先后更换过阁臣五十多人，如兵部尚书撤换了十四人，刑部尚书撤换了十七人，其中杀首辅二人、总督七人、巡抚十一人，崇祯十二年（1639）三月，甚至创下三十六名高级官员同时被杀的纪录。崇祯王朝十七年，高层官员的变更如此频繁，对高层官员的杀戮如此惨烈，又怎么谈得上久任之法与政治的一贯性呢？

崇祯在用人方面如此，在处理政务方面也乏善可陈，他既无法合理地运用人才，也不能有效地整合资源。一个最突出的例子，发生在崇祯十七年（1644），帝国到了最后关头，朝臣建议崇祯南迁，但在崇祯的犹疑不决中错失时机。朝臣建议急调吴三桂入关勤王，崇祯却没有直接下达调兵命令，而是要求大臣们商议之后再作决定。不肯担当，怕负责任，小事聪明大事糊涂，张岱评价崇祯“焦于求治，渴于用人，刻于理财，骤于行法”，可谓准确概括了崇祯为政的最大弱点。

绕不过去的“崇祯死弯”

除了政治、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内耗之外，崇祯王朝所面临的直接威胁是两线作战。崇祯元年（1628），陕西发生大规模的民变，进而愈演愈烈，渐成燎原之势。自此，民变与辽事成为折磨崇祯的两大梦魇，时时让他芒刺在背、寝食难安；明军则陷入了两线作战的旋涡，时时处于疲于应付、焦头烂额的境地。

针对于朝廷的困境，杨嗣昌等人曾经先后提出过“攘外必先安内”的建议，以彼时明廷的状况，本来就不足以支撑两线作战，先与后金议和，全力击败民变，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后金，其实不失是一个较为稳妥的策略。然而，崇祯既想与后金议和，却又摆着天朝皇帝的架子，尤其不愿承担议和带来的责任——松锦之战失败后，是崇祯委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满清秘密议和，但当风声走漏并引起廷议时，又是崇祯亲自下令杀掉陈新甲，以牺牲下属的生命，来推卸自己的责任。

事实上，无论是朝中大臣，还是皇帝个人，当战争处于不利的状态时，是战是和，是先安内还是先攘外，原本都是可以讨论的，皇帝当然也应该拿出自己的主张，这些都没有什么毛病。问题是作为皇帝，既然你认为对的事情，你就要敢于承担，不能在舆论的风口浪尖上装缩头乌龟，让下属背锅；关键时刻更不能态度暧昧、摇摆不定。

然而，可悲的是，崇祯显然并不是一个性格刚毅、敢于承担的皇帝，而他也必将为自己实用主义的风格与变化无常的个性付出惨痛的代价。

时当明末，两线作战需要耗费大量的钱财，而帝国的财政已经接近崩溃，无奈之下，朝廷只能不停地加征赋税——官吏豪强拥有特权，可以通过各种方法逃避赋税，这些摊派最终还是加在平民百姓的身上。于是，朝廷压榨地方，地方压榨百姓，羊毛出在羊身上，当平民百姓无以为生时，他们只能铤而走险，在刀尖上讨生活。如此恶性循环，崇祯的王朝才最终形成了一条永远绕不过去的“崇祯死弯”。

崇祯在位十七年，始终处于现实与理想的矛盾和冲突之中。正像夏维中教授所总结的那样：“他反对植党，而党争却愈演愈烈；他唯才是举，而朝署之中却半染赭衣；他惩治宦官，而宦官之势却如日中天；他严禁贪污，而贪污之风却愈演愈烈；他整饬兵备，其结果却是将不治兵、兵不杀贼；他口口声声爱民亲民，而百姓却生活于水深火热之中，纷纷为盗……”最后连崇祯本人也不能幸免，终于做了亡国之君，而他自己正是这场悲剧的主要导演者。